在這里，作為一種對比，我還想評論一下史正富和張五常的地方政府理論。張五常正確地看到，在解釋地方政府的動機或所面臨的激勵制度時，必須超越將這種動機歸于財稅最大化的觀點，他主張地方政府的收入，就其要端而言，應該理解為租，而不是稅收。[11] 史正富接納了他的這個觀點，甚至認為這對于“重新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屬性，具有革命性的意義”。[12]

但令人遺憾的是，一方面，張五常和史正富的這個觀點還缺乏足夠充分的論證，另一方面，該觀點也未引起學術界足夠的重視，因而迄今依然是一個尚未得到發(fā)展的理論。究其根源，除了租的理論本身缺乏充分的發(fā)掘和梳理外，最為主要的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強勢霸權禁錮了人們的想象力。

在新制度主義看來，經濟增長和租的提高是一對二律背反。在秉持新制度主義的中國學者那里（如周其仁），政府取得的租金，譬如土地出讓金，被看作體制成本或交易成本，對經濟增長只有負面效應。[13] 而張五常將中國地方政府的行為動機歸于租金的取得，并賦予這一現(xiàn)象以推動經濟增長的正面意義，這一見解已完全背離新制度主義，和周其仁等人的看法有根本區(qū)別。

史正富接納了張五常的這一看法，在《超常增長：1979-2049年的中國經濟》一書中，土地財政的本質，在于將商住房地產市場取得的租，轉而用于補貼工業(yè)用地的低價出讓以及在招商引資中引致的各種成本，據(jù)此刺激了投資率，使之達到其他國家在歷史上難以達到的水平，進而造就了中國經濟的超常增長。[14]

史正富甚至將地方政府為吸引投資而支付的成本，也歸于一種投資，他寫道：“中國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性支出，花費之后所產生的是一個不斷放大的價值創(chuàng)造與分享流程，最終以稅收增長、股權增值、土地升值等多種方式回流到政府財政。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地方政府的投資激勵性財政支出是為了未來預期收益的投資行為?！盵15]  這個洞見是極為深刻的。

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和生產性企業(yè)之間的競爭一起，構成了中國經濟的雙重競爭結構，這兩種競爭是相互促進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可以從兩個維度來理解，一方面，地方政府將所取得的租金用于補貼那些具有效率和創(chuàng)新能力的企業(yè)，這些租金事實上構成了相關企業(yè)的一部分超額利潤，進一步刺激了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和生產性投資。另一方面，正如史正富所強調的，地方政府的上述戰(zhàn)略，同時也構成了一種特殊意義的投資行為，政府借此間接地參與了企業(yè)的價值創(chuàng)造，所帶來的增加值最終通過財稅增長、股權增值、土地升值的形式——質而言之即作為租——部分地回到政府手中，并可進一步用于上述意義的補貼或投資，從而成為一種良性循環(huán)。

在這個敘事里，關鍵是生產性企業(yè)創(chuàng)造的超額利潤。在馬克思（以及熊彼特）經濟學里，超額利潤的產生是和技術創(chuàng)新相聯(lián)系的，個別企業(yè)的創(chuàng)新帶來超額利潤，進而促進了整個部門的技術進步和投資，這一現(xiàn)象在全社會各部門擴散開來，造成了必需品價值的下降和剩余價值率（它決定了資本的贏利率）的提高，即馬克思所謂的相對剩余價值生產。在中國經濟中，存在著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雙重結構，因為除了企業(yè)之外，地方政府的競爭也嵌入了相對剩余價值生產過程。[16]

在我們描繪的這幅畫面中，地方政府一方面是生產性租金的分配者，即以租金補貼了那些開展創(chuàng)新和生產性投資的企業(yè)，另一方面又以生產性租金進行了間接乃至直接投資（回顧一下奇瑞汽車的故事）。因此，地方政府的競爭在雙重意義上推動了相對剩余價值生產過程。

筆者在近年來的文章里，一直主張將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理論看作馬克思經濟學的參照系，以替代新制度主義的參照系——完全競爭市場理論。在《資本論》里，馬克思用這個參照系解釋了英國自工業(yè)革命以來的經濟增長。應予強調的是，只要我們替換了參照系，就有可能發(fā)展一種嶄新的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制度經濟學理論。

在這一理論中，除了參照系，還包括參照系的實現(xiàn)條件理論（我稱之為相對剩余價值生產的三重條件）以及促進現(xiàn)實經濟向參照系收斂的國家理論。采納這個理論，我們就有可能對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國家的經濟作用做出更為全面而深入的解釋。[17]

在本節(jié)結束前，我還想簡單評論一下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林毅夫教授的理論有一些合理的成分，但是這個理論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它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關于地方政府的明確理論，而且也沒有對現(xiàn)有的幾種地方政府理論給出自己的評價。這樣一來，該理論——以及該理論的反對者——對產業(yè)政策的描述在相當程度上是空洞的或者不太切題的。

因為問題的核心不在于要不要產業(yè)政策，或者有沒有產業(yè)政策，在中國經濟當中，問題的核心是產業(yè)政策能否有效。在中國經濟中，不僅中央政府有產業(yè)政策，地方政府也有產業(yè)政策，這是一個雙層結構，所以我們可以稱其為雙層產業(yè)政策。[18]

非常有趣的一點是，這兩個產業(yè)政策未必是一致的。舉一個例子，有一種電動汽車叫低速電動車，山東省是低速電動車生產的大省。在國家層面，對這種低速電動車的發(fā)展是不鼓勵的，在地方政府層面就存在一種選擇，是跟著中央產業(yè)政策走，還是另辟蹊徑？在現(xiàn)實中，我們看到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選擇，某個省可能完全聽從國家產業(yè)政策，那么這種低速電動車就失去了發(fā)展的機會。但是以山東省為代表的省份，沒有完全跟隨這個政策，而是奉行了另外一套產業(yè)政策，所以它現(xiàn)在是生產低速電動車的大省。這個故事是非常有趣的。事實上，奇瑞汽車當年能發(fā)展起來，也是繞過國家產業(yè)政策，打了“擦邊球”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