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當《國家利益》雜志刊登《歷史的終結？》一文時，布魯姆成了新保守主義陣營的明星。他和另外五名學者為福山的文章專門寫了回應，《國家利益》把他的評論放在首位。布魯姆夸贊福山的文章“大膽而才華橫溢”。編輯格萊克斯或許察覺到了學界的風向，出價60萬美元請福山把文章拓展成書。1992年，自由出版社推出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

這本書很暢銷，但并不是現(xiàn)象級的暢銷書，也許是因為冷戰(zhàn)結束帶給人們的興奮感已經(jīng)減退。福山寫這本書花了不少時間。《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不是那篇雜志文章的加強版，而是就文章引出的問題給出了深思熟慮的回答。其中一個問題便是“thymos”，它在書中占據(jù)了相當?shù)钠嶋H上，福山新作《身份：尊嚴需求和怨恨政治》中的很多內(nèi)容，都是在重復他早就說過的話。

除了科耶夫，另外一些作者也強調人類獲取承認的重要性。同樣是在1989年，加拿大哲學家查爾斯?泰勒出版了著作《自我的根源》，這本書提出一個觀點，即現(xiàn)代的自我觀念包含著一種從榮譽到尊嚴的文化轉移——前者只屬于少數(shù)人，后者則為所有人所渴求。1992年，泰勒在論文《承認的政治》中分析了多元文化主義，其論證方式與福山的《身份》一書十分接近。（泰勒也是黑格爾專家。）

福山表示，身份政治的確產(chǎn)生了一些積極作用，右翼人士夸大了政治正確的泛濫程度以及矯正歧視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的效果。同時，他也認為左翼人士太過執(zhí)迷于文化政治和身份認同政治，放棄了社會政策。但讓人沒想到的是，福山自己也沒有提出什么政策建議。

福山對自由主義者為容納多元社會而提出的典型解決方案——比如多元主義（pluralism）和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毫無興趣。比如，泰勒支持加拿大魁北克省人保護法語文化的權利。福山承認，人們需要國家身份認同，不論它來自民族還是來自信條；但除此以外他仍然堅持同化主義和普世主義。他想抹平人與人之間的不同，而不是保護這種差異。福山認為移民應該通過義務兵役等更有意義的途徑獲得公民地位。

不幸的是，福山的新作完全建立在史學史的主張上。在《大斷裂》（1999年）、《政治秩序的起源》（2011年）與《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2014年）等其他著作中，福山曾對文明差異加以區(qū)分，并靠經(jīng)驗數(shù)據(jù)來解釋社會趨勢。但thymos這個概念實在過于笨拙，無法作為幫助人們理解當代政治的工具。

通過血性、承認與尊嚴解釋當代社會，無異于手相政治學

在強調身份政治的人當中，有的人希望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最終變得無關緊要，比如#MeToo運動和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倡議者；有的人希望維護差異，比如“伊斯蘭國”武裝分子、英國脫歐派和民族分裂主義者。對于這兩種人，我們是否應該加以區(qū)別？ 那又應當如何看待那些既不是墨西哥人，又不是移民，卻因墨西哥移民的遭遇感到義憤填膺的人？在那些為了爭取公民權利將生命置之度外的人當中，既有非裔美國人也有美國白人。蘇格拉底會怎樣界定這種行為？他們的thymos是從別人那里借來的嗎？

另外，我們或許應該用黑格爾和科耶夫的辯證歷史觀來取代線性歷史觀，即假設“若當前趨勢持續(xù)”歷史將朝著某種穩(wěn)態(tài)平穩(wěn)進步的觀念。當前的趨勢往往不會持續(xù)下去，而會引發(fā)反作用并促使社會重新洗牌。同一種身份，今天人們可能競相擁抱它，明天我們的后代卻想極力逃離它。在終結之前，歷史要經(jīng)歷反復的顛撲，因此極難書寫、極難預料，除非靠碰運氣。

（觀察者網(wǎng)楊晗軼譯自《紐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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