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它的成功付出了多少代價？

盡管中國在過去40年轉型期的經濟表現非同尋常，但中國也為其成功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代價。

環(huán)境惡化和食品安全問題招致公眾不滿，而且這也是快速工業(yè)化和缺乏適當監(jiān)管的后果。此外，轉型期間的主要問題是普遍存在的腐敗和收入差距的加劇。

1978年以前，中國的官僚體制比較規(guī)范、廉潔，中國社會也是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根據透明國際公布的清廉指數，2016年中國在176個國家或地區(qū)中排名第79位；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和多位學者的研究，2000年以后中國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5，高于國際警戒線（Liand Sicular，2014）。這些問題與中國務實的雙軌制轉型戰(zhàn)略有關。

一方面，政府對資本密集型老行業(yè)中沒有生存能力的國有企業(yè)提供了臨時性保護和補貼，以維持穩(wěn)定；另一方面，則放開和推動新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yè)的準入，這些產業(yè)符合中國比較優(yōu)勢，可以實現動態(tài)增長。

對于老的資本密集型產業(yè)而言，投資和運營的最重要成本之一就是資本成本。在1978年開始轉型之前，政府運用財政撥款來支付投資款和營運資金，因此國有企業(yè)不必承擔任何資本成本；轉型后，財政撥款由銀行貸款取代。中國政府設立了四大國有銀行和一個股票市場，用以滿足大企業(yè)的資金需求。為了補貼國有企業(yè)，利率和資本成本都遭到人為壓低。

轉型開始時，中國幾乎所有企業(yè)都是國有性質。隨著雙軌制轉型，私營企業(yè)開始不斷壯大，其中一些企業(yè)規(guī)模大到可以申請銀行貸款或在股票市場上市。

由于利率和資本成本遭到人為壓低，誰可以從銀行借款或在股市上市，誰就能獲得變相補貼。這些補貼是以個人家庭在銀行或股票市場上的低回報為代價的。那些提供資金的人比他們資助的大公司的所有者更窮。窮人對富人公司運營的補貼是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之一。此外，銀行貸款和股票市場的準入會產生尋租空間，導致掌握市場準入審批權限的官員受賄和腐敗。

同樣，在1979年之前，大型國有礦業(yè)公司運營自然資源開采業(yè)務時無須支付特許經營費，并會以極低的價格向其他國有企業(yè)提供產出。中國政府于1983年允許私營企業(yè)進入采礦業(yè)，并于1993年放開對產出價格的控制。

特許經營費和產出稅保持在較低水平，這一措施也是為了補償國有礦業(yè)企業(yè)雇用冗余工人和支付退休工人養(yǎng)老金的社會政策負擔（Lin and Tan，1999）。新成立的私營礦業(yè)公司不存在此類負擔，獲得特許經營權讓它們的所有者一夜暴富，這也成為收入不平等和腐敗的根源之一。

此外，一些自然壟斷行業(yè)，如電力和電信業(yè)，都由國有企業(yè)經營。政府逐步放開了這些行業(yè)的準入。這些壟斷租金也是不平等和腐敗的根源。

為解決腐敗問題，中國推動了反腐斗爭。然而，腐敗蔓延的根源是雙軌制轉型扭曲產生的租金，這一措施保護和補貼了那些不具備比較優(yōu)勢的資本密集型行業(yè)的大型國有企業(yè)。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是一個貧窮的國家，資本稀缺，經過40年的經濟高速增長，資本變得相對充裕，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也隨之形成。許多資本密集型產業(yè)從挑戰(zhàn)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轉向與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保持一致。其結果就是，這些行業(yè)的公司提高了生存能力，只要它們擁有良好的管理，就能在國內和全球市場上具有競爭力和盈利能力。對受援企業(yè)的補貼和保護的性質從提供必要的生產資料轉變?yōu)榧兇獾淖饨稹?

消除所有剩余的扭曲和保護措施，完成向運作良好的市場經濟的過渡，并消除腐敗和收入差距的根源，這一點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勢在必行的舉措。

事實上，這也正是2013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初衷。

中國經驗對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的啟示是什么？

中國的發(fā)展經驗對其他發(fā)展中國家有何啟示？

本章的分析表明，首先，如果每個發(fā)展中國家根據其比較優(yōu)勢發(fā)展其經濟，它們都有可能在30年或更長時期內實現動態(tài)和持續(xù)增長，并有可能消除貧困和致富。

借助市場經濟中的政府推動，各國可以將比較優(yōu)勢轉化為競爭優(yōu)勢。有競爭力的行業(yè)可以保持盈利，積累資本，參與產業(yè)升級，挖掘潛在的后發(fā)優(yōu)勢，使其經濟增速遠高于高收入國家，如同過去40年中國經歷的情況一樣，在幾十年中保持著7%或更高的增長率。盡管每個國家都有實現經濟增長的潛力，但需要有正確的發(fā)展戰(zhàn)略才能充分挖掘潛力。

其次，大多數國家從以前的干預活動中繼承了許多扭曲措施。這些扭曲措施導致了資源分配不當和尋租。消除這些扭曲措施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

然而，扭曲的存在必定有其原因，而且從經濟角度來看，很大程度上是內生的。除非先消除扭曲措施存在的原因，否則試圖消除扭曲措施可能適得其反，弊大于利。因此，一個著手改革的國家應該像中國過去30年那樣，務實地采用暫時性和過渡性保護手段。

謹慎放開新部門的準入，放開國家的比較優(yōu)勢，放開政府推動這些部門增長發(fā)展的活動，可以使其實現動態(tài)增長并保持穩(wěn)定，同時為消除扭曲做好準備。對發(fā)展中國家具有重要價值的建議就是：根據一個國家不斷演化的比較優(yōu)勢，采取循序漸進的務實方法。

同時，轉型本身也需要保持務實態(tài)度。轉型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運行良好的市場經濟體系，但這應該是一個由政府管理的過程，同時關注各行各業(yè)的需求，為它們提供商機。

本章的分析表明，審視發(fā)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并根據它們的經歷發(fā)展出新的思想和理論認識是非常重要的步驟。

近年來，針對結構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弱點，我向諸位推薦新結構經濟學，這是從中國和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發(fā)展和轉型的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理論。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看，中國大獲成功的秘訣在于將“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并用，形成了市場和國家功能的有機融合、互補，二者相得益彰。

一個國家歸納出來的理論能否適用于另一個國家，取決于這些國家的先決條件的相似性。我希望新結構經濟學能為發(fā)展中國家克服前進道路上的挑戰(zhàn)提供有益的見解。

（本文摘自林毅夫新書《中國與西方：當前經濟、政策與應對》，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版。）

參考文獻：

Easterly, William, 2001.“The Lost Decades: DevelopingCountries’ Stagnation in Spite of Policy Reform 1980–1998,”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6: 135–57.

Li, S. and T. Sicular, 2014.“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Income in China: Inequality, Poverty and Policies,” ChinaQuarterly. 217: 1–41.

Lin, Justin Yifu, 2009.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Thought, Strategy, and Viabil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Lin, Justin Yifu, 2012a. 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n, Justin Yifu, 2012b. New Structural Economics: AFramework for Rethinking Development and Policy. Washington,DC: World Bank.

Lin, Justin Yifu and Guofu Tan, 1999.“Policy Burdens,Accountability,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89: 426–31.

World Bank (on behalf of the Commission on Growth andDevelopment), 2008. 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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