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例子是對古爾納獲獎之后的南方旅行的考察。他先后去了中國（2024年3月）、印度（2023年1月和2024年1月）、南非（2022年11月）和尼日利亞（2022年11月），我們不妨將這些旅行稱為“南方之旅”。我們先看一下其旅行情況。

古爾納在中國見到了莫言、格非和孫甘露等著名作家。但他的作品一夜之間被賣出2萬余套（11萬本），還是因為他登上了董宇輝的帶貨直播節(jié)目。這是非常商業(yè)化的一個活動，這種活動在古爾納的全部南方之旅里是唯一的一次。他在其他地方參加的基本是文化節(jié)，文化節(jié)在非洲現(xiàn)代史上一直是重要的增進非洲作家彼此了解的方式，研究非洲文學不能不研究非洲文化節(jié)，因為它是非洲文學話語生產(chǎn)的一個重要機制。相較而言，帶貨直播是一種純粹的商業(yè)行為，完全外在于非洲文學或者全球南方文學生產(chǎn)的歷史。

古爾納在董宇輝直播間

古爾納的著作在中國一夜的銷售量也許是非洲大陸若干年的銷售總和。這個數(shù)據(jù)說明的是非洲文學的繁榮還是危機？如果一個非洲作家的著作沒什么非洲讀者看，相反，因為獲獎而在國際圖書市場賣得火爆，這難道不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嗎？這不正好說明，這個作家是為隱含的國際讀者寫作嗎？一個不為非洲讀者寫的非洲作品如何能成為全球南方作品呢？

在全球化的時代，文學作品的生產(chǎn)、流通和消費大多被資本和市場的邏輯所控制，過度市場化和商業(yè)化的文化生產(chǎn)將非洲文學的整體擋在了全球南方之外。全球南方文學作品轉化為文化商品而在南方流通是今日的現(xiàn)實，這個現(xiàn)實如果不加以改變，即全球南方文學的接受全部由市場主導，那么，全球南方的文學的共同體意識就不可能形成。

日本學者宮本正興在《日本的非洲文學研究—現(xiàn)狀與問題》中說，“日本的非洲文學研究，介紹工作……絕大多數(shù)依靠商業(yè)新聞界的援助”，包括講談社頒發(fā)非洲文學獎（諾瑪獎）也是出于商業(yè)營利的目的。白樂晴在描述韓國對第三世界文學的譯介現(xiàn)狀時也指出，其動力在于商機，不在于全球南方文學家和讀者互相了解。古爾納的南方之行似乎又一次印證了日本和韓國學者的擔憂。

古爾納在中國和中國作家交流時，能看出他在努力尋找共同語言，而這唯一的共同語言對他而言就是鄭和的東非之旅。他數(shù)次提到了鄭和，以強調中非具有悠久的文化交流歷史。而和他交流的中國作家似乎對非洲知之甚少。他們避免直接談論古爾納的作品，永恒的苦痛和鄉(xiāng)愁成為雙方交談的話題，中國和非洲在反殖斗爭中所建立的關系被雙方都忽略了。

在印度，法拉赫 · 卡圖恩（Farah Khatoon）對古爾納進行了采訪。這個采訪的內容同樣大而化之?？▓D恩詢問了古爾納寫作的一些基本情況，包括古爾納在西方寫作是否受到什么壓力，這個動蕩的世界如何影響了他的寫作。古爾納的回答中規(guī)中矩，但是，他還是在眾多大變局的事件中特別提到了蘇聯(lián)解體，卻沒有進行任何深入的討論，仿佛政治是一個只能點到而止的話題，否則，會給雙方帶來麻煩。

在非洲的幾次旅行，古爾納明顯像是換了一個人，從他說話的語調、身體的從容姿態(tài)和所談內容，都能感到，非洲是他的家鄉(xiāng)?！盎丶摇笔撬欢僭俣貜偷脑掝}。在尼日利亞，他說，我在流亡之后重新回到非洲，第一站就是尼日利亞。四十年后的今天，我又來到這里，有種回家的感覺。他還說，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的一個作家是索因卡，即尼日利亞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隨后，提問者就開始詳細詢問他是如何在英國這個異域之地開始寫作、得到了什么幫助、主要受誰的影響，如何一步步地取得了成功，提問者明顯對古爾納的“回家”的話題不感興趣，這樣的提問反映了尼日利亞知識界對于古爾納的普遍好奇：作為一個南方作家，你是如何在北方成功的？

在南非，古爾納獲得了極高的禮遇，被約翰內斯堡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他在約翰內斯堡大學的演講主要談論的是根植于非洲現(xiàn)代史中的離散經(jīng)驗，這個話題在聽眾那里得到了廣泛的共鳴。在開普敦的演講，他選擇了“重讀”南非作家彼得 · 阿伯拉罕姆斯（Peter Abrahams）的作品?！爸刈x”帶有明顯的象征色彩，“重讀”是他對文學的理解：他關于自己家鄉(xiāng)的故事的實質是“重讀”，因為他早已離開了那片土地，他依靠著學術研究、訪談和記憶，重新閱讀和想象東非的歷史和現(xiàn)實。“重讀”代表了他與故鄉(xiāng)無法縮短的距離，但也代表了無法割舍的關聯(lián)。

在綜合考察古爾納的南方之旅之后，我們形成如下的印象：他的回歸南方的事件是去政治化、去歷史化的，與其說是激活關于南方的想象，不如說是對于北方的再敘述。我們不禁要問：全球南方文學意識能在這種交往的模式中增長嗎？古爾納的“重讀”—依靠記憶、距離、疏離感—能作為南方文學主體構建的一個方式嗎？全球南方的主體歷史應該如何建構呢？

第三個例子是關于非洲出版業(yè)的狀況。這個問題我在《從“民族問題”到“后民族問題”—對西方非洲文學研究兩個“時代”的分析與批評》一文中有所涉及。在后殖民時期，非洲各國政府對文化產(chǎn)業(yè)的支持力度很小，非洲自己的出版業(yè)萎靡不振、圖書銷售渠道無法抵達廣大農(nóng)村，文盲率高、中產(chǎn)階級又缺乏發(fā)展條件，這些都導致非洲文學作品缺乏本土讀者。本土讀者主要的讀物是從西方進口的圖書。非洲著名出版人詹姆士 · 柯里（James Currey）曾描述了尼日利亞民間出版社穆巴瑞在發(fā)展中遇到的困難：

在1960年代初，年輕的尼日利亞作家和富有同情心的英國出版商都認識到，尼日利亞將是西非甚至全非洲文學出版業(yè)的心臟。然而，我們卻很晚才認識到我們正處在新殖民主義時代。穆巴瑞總在引導非洲作家去寫有意義的題材。書印出來是容易的，要銷售出去便會遇到很大的困難，即使在尼日利亞，售書也不容易。所有出版郵寄的通道都是去往倫敦。非洲大陸內部的圖書貿(mào)易尚未開始，況且組織完善的英國教育出版商控制了一切。當然，他們中也有好的商人，是他們的努力使得非洲作家的聲名遠播到全球說英語的國家。

非洲政府成立的國營公司也因為資金缺乏而步履維艱：

然而，非洲政府過分關注經(jīng)濟的發(fā)展，對于現(xiàn)代文學產(chǎn)業(yè)支持力度很小，這些政府認為文化就是民間創(chuàng)作和舞蹈，可以娛樂政客及到訪的國家領導人。相關保護作家和出版社權力的法規(guī)并不健全，版權法和執(zhí)行力度都不盡如人意。政府對出版的政策是壓制性的，比如對印書的材料收稅，比如征收紙張稅，也包括征收印刷機部件稅：備件、油墨、染料、化學原料、膠卷和感光盤。另外對出版和印刷工業(yè)工人的培訓也不足。

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國營和私營出版業(yè)都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在1980年代推行的社會結構性轉型政策的影響。這使本來就先天不足的出版業(yè)遇到更大的問題：資金的匱乏、融資的障礙、40%的銀行高額貸款利息、透支、極低的書籍購買力、高文盲率（尤其在外文方面的識字率更低，而外文書籍正是各種出版社發(fā)行的重點）、不通暢的發(fā)行系統(tǒng)和被破壞的公共圖書館體系。這些都導致了國營和私營出版社的消失。大學出版社也同樣遭遇資金不足的苦惱。

我在南非和埃及兩地生活了十余年，切身地感受到西方的文化資本對非洲的控制，這是無法形成南方國家共同的文化市場的根本原因。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南非的圖書市場完全商業(yè)化，這令國內的出版業(yè)處于愈加脆弱的境地。南非一家出版社（Jonathan Ball Publishers）總監(jiān)杰里米 · 博雷恩（Jeremy Boraine）指出，“南非的讀書市場很小，一本能賣到2 000冊的小說就算是暢銷書。銷售量小，便導致圖書價格上升”，“在南非的圖書市場，貨架上出售的大部分圖書是西方進口書。

進口書價格本來就昂貴，加之南非貨幣匯率極其不穩(wěn)定，因此，進口圖書的價格就更顯高昂”。我手頭的一本南非金山大學出版社印刷的207頁的學術書籍《閱讀穆斯林》的售價為352藍盾，約合人民幣146元。而扎克斯 · 穆達（Zakes Mda）的一本出版于2015年的小說《小太陽》的售價為246藍盾，按照當年匯率折算成人民幣約為122元。這樣的圖書價格是南非的大眾完全無法承受的。南非的圖書市場是非洲的縮影：圖書市場只是為少數(shù)精英提供西方的書籍，南非讀者關于中國和其他南方國家的知識也主要從西方的圖書和媒體中獲取。南非作家和其他南方國家作家的交流都是很有限的。

在埃及這個文明的古國，圖書市場比起南非更要蕭條許多。美國著名后現(xiàn)代思想家愛德華 · 薩義德（Edward Said）曾在開羅美國中學就讀，這所中學坐落在開羅的馬迪（Maadi）區(qū)。十余年前，在這所學校邊上新開了一家現(xiàn)代書店狄萬（Diwan）。

狄萬書店

開羅的書店很少，里面陳列的大多是阿拉伯文圖書，也有一些西方的暢銷書。除了零星的書店，街頭卻常見一些流動的售書點，阿拉伯文書籍和英文暢銷書擺放在三輪車上供行人挑選。在狄萬出現(xiàn)之前，開羅圖書市場死氣沉沉。狄萬書店創(chuàng)始人是三位女性，在2002年創(chuàng)辦了這家書店。她們當時的判斷是：

但我們的城市缺乏現(xiàn)代書店。在千禧年之際的埃及，出版、發(fā)行和售書行業(yè)因數(shù)十年的社會主義失誤而疲憊不堪。從埃及第二任總統(tǒng)賈馬爾 · 阿卜杜勒 · 納賽爾開始，經(jīng)過安瓦爾 · 薩達特（第三任）再到胡斯尼 · 穆巴拉克（第四任），國家未能應對好人口激增，導致文盲、腐敗和基礎設施衰敗。為了壓制異議，每個政治政權都控制了文化產(chǎn)出。作家成為政府雇員；文學經(jīng)歷了多次緩慢而官僚的死亡。在埃及，似乎很少有人對閱讀或寫作感興趣。在這個文化萎縮的時刻，開辦書店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絕對必要。

在她們眼中，傳統(tǒng)的開羅書店是這個樣子：

在狄萬之前，埃及有三種類型的書店：管理不善的政府開辦的書店、特定出版社書店以及主要銷售報紙和文具的小型本地商店。政府書店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作為一名大學生，我常常乘出租車前往開羅市中心，那里曾經(jīng)有亞美尼亞人經(jīng)營的行會、意大利人經(jīng)營的百貨商店、希臘人經(jīng)營的雜貨店。我會沿著城市的主要道路旅行，這些道路都以具有歷史意義的日期命名……

在市中心，我會進入像墳墓一樣的書店，書架上堆滿了積滿灰塵的書籍。雖然有很多書架，但標識很少。每家店似乎都有一個人坐在前臺，一邊喝茶一邊半睡半醒地讀報紙。我會讓他們幫助找一本書，那人會把赤腳暫時滑進涼鞋里，讓開裂的腳跟壓在地板上。他不會調低收音機的音量，而是費力地站起來，走在吱吱作響的木板上，蕩起地板上的塵埃顆粒。

狄萬書店因此按照哈貝馬斯所說的“公共空間”的理想設計：它提供舒適的閱讀環(huán)境、咖啡廳，書籍則從阿拉伯文擴展到英文、法文和德文，圖書的主要分類是埃及經(jīng)典、社會學研究和文學藝術。三位創(chuàng)始人還特意在書店內設了衛(wèi)生間，這在埃及是一個大膽的設計，給開羅人創(chuàng)造了在家庭和辦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間”。

這個“第三空間”連接著世界。然而遺憾的是，在這個書店，讀者幾乎找不到任何關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文學作品，更不用說亞洲和拉美文學作品。英文部分除了英美暢銷書就是英國文學經(jīng)典。狄萬確實向世界敞開了一扇窗口，但這個窗口是向著西方和中東地區(qū)敞開的，對于其他地區(qū)則是閉合的。

在埃及，南方讀者也不閱讀南方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