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溫·戴爾寫了一本專著《戰(zhàn)爭》，他在書中指出，在阿拉伯和土耳其統(tǒng)治下，亞洲的伊斯蘭地區(qū)保存了在歐洲早已消失的古希臘典籍。歐洲十字軍東征過程中，歐洲人得以把歐幾里得、托密勒、阿基米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重新從阿拉伯文翻譯成歐洲文字。戴爾還進一步指出，由于伊斯蘭世界所處的地理位置，它從中國和印度的發(fā)明中獲益匪淺，而中國的許多發(fā)明就是通過阿拉伯世界在這個時期傳到歐洲的。

另外一位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在他的《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專門提出，中世紀的伊斯蘭社會，由于地理位置在歐亞大陸的中央，它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國的發(fā)明，包括采用了中國發(fā)明的紙和火藥，同時也承襲了希臘的學術(shù)。

歐洲人將十五、十六世紀稱之為“偉大的航海時代”，這是“歐洲中心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即使在那個時候，中國總體上還是遠遠領(lǐng)先歐洲。鄭和下西洋的船隊和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大陸的船隊相比，鄭和的船隊要大得多。有學者認為，鄭和的寶船長超過百米，排水量超過萬噸，應(yīng)該說比80年后哥倫布發(fā)現(xiàn)美洲大陸的圣瑪利亞號在排水量上大百倍。

中國學者朱謙之也認為，文藝復興在16世紀從意大利開始，絕不是偶然的。當時的歐洲國家和中國接觸最多的就是意大利。在13世紀到16世紀，中國的重要發(fā)明，通過阿拉伯人為媒介，給歐洲文藝復興的物質(zhì)基礎(chǔ)創(chuàng)造了條件。中國對意大利文藝復興的影響是巨大的，中國文化傳入意大利，最早是絲綢、青銅器、瓷器等等，然后是紡織技術(shù)、造紙技術(shù)等等，都通過意大利傳到了歐洲。

13世紀十字軍東征以后，曾經(jīng)中斷的意大利通往中國的道路又被打通了。所以，威尼斯成了中歐交流的最重要的城市。我們大家都知道馬可·波羅在宋末元初抵達中國，這是一個很經(jīng)典的例子。他回到歐洲之后出版的《馬可·波羅游記》，在意大利和整個歐洲都引起了轟動，西方當時難以想象世界上還有如此繁華和發(fā)達的國家。

美國學者莫里斯·克里斯提出這么一個觀點，他說《馬可·波羅游記》不只是一部單純的游記，而是一部啟蒙作品。對于閉塞的歐洲人來說是發(fā)聾振聵的，為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lǐng)域和視野。這本書的意義在于它導致了歐洲人文科學廣泛的復興。

馬克思當年也說過，火藥、指南針、印刷術(shù)，這是預告資產(chǎn)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fā)明?；鹚幇羊T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shù)成為了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fā)展創(chuàng)造必要前提最強大的杠桿。其實很多支持“歐洲中心論”的學者也知道這些事實，但由于種種原因他總是不愿意提及，更不要說深入討論這些事實。

下面可以比較一下中國與歐洲在科技發(fā)展方面的情況。英國學者李約瑟在他的著作《中華科技文明史》中，列出了幾十種在16世紀之前，從中國傳到西方的重要技術(shù)。除了四大發(fā)明之外，還有輪轂車，比歐洲早15個世紀；還有鑄鐵，比歐洲早12個世紀；風箏，比歐洲早12個世紀；拱橋比歐洲早7個世紀；獨輪車比歐洲早9到10個世紀；還有弓弩、鉆探技術(shù)，還有活塞風箱、瓷器、河渠閘門等等等等，都要早500年、100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

最后我想再談一點感想，就是中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曾經(jīng)有過一個所謂“疑古派”，代表人物是顧頡剛、錢玄同這些歷史學家，他們?nèi)娴刭|(zhì)疑中國先秦以前的歷史，全盤地否定中國的遠古文明，并把商周以前的中華文明歷史稱之為神話。

隨著中國崛起，隨著中國考古發(fā)掘的大量新發(fā)現(xiàn)，這個學派的影響早就式微了。實際上，中國史學有個傳統(tǒng)叫做信史，也就是說把歷史文獻的記載和地下的文物結(jié)合起來，互相印證，成為真正的信史。我就想，我們的史學家能不能采用同樣的精神，同樣的標準去考證一下古希臘歷史？我覺得我們崛起的中國不能老是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我們要講實事求是，至少應(yīng)該用個大致一樣的標準去考察歐洲的歷史，考察古希臘的歷史，看看古希臘的歷史中究竟有多少可以被稱為信史。我覺得我們要形成中國自己的西方學，形成自己的古希臘學，要為此打下基礎(chǔ)。

比方說，我們知道的《亞里士多德全集》已經(jīng)出版了十卷，它最早的版本到底在哪里？我請教了一位史學界的朋友，他說現(xiàn)在可以找到的最早的殘片是德國考古學家在1890年所發(fā)現(xiàn)的寫在紙草上的文獻，叫做《雅典憲章》。這個編號是叫紙草131，很有名的Papyrus 131。

紙草131  圖片來源：大英圖書館

紙草是一種植物，是古埃及人發(fā)現(xiàn)的，他們覺得這個植物去掉水分之后可以用來寫字，所以有一些文獻保留下來了。根據(jù)現(xiàn)在的考證，《雅典憲章》大概是公元二世紀的作品，但現(xiàn)在還沒有最后確定，它究竟是亞里士多德本人的作品，還是他學生所寫。所以這個作品沒有被編入《亞里士多德全集》，這個文獻現(xiàn)在收藏在大英博物館。

其他亞里士多德作品的版本大都是12世紀以后的。也就是說，離亞里士多德的時代至少有1400年了。據(jù)說，當時中東地區(qū)有一個叫“重新發(fā)現(xiàn)亞里士多德”的翻譯運動，從阿拉伯文翻譯成拉丁文，但現(xiàn)在好像阿拉伯文的版本都找不到了。

相比之下，中國的典籍，比方說《左傳》、《漢書》等等，雖然也是到了宋代，雕版印刷才開始普及，但我們現(xiàn)在出土的一手文物很了不起，文獻非常之豐富，明顯比歐洲要多得多，要早得多。比方說，湖北郭店村的楚墓中所出土的《老子》竹簡；我們的《道德經(jīng)》有西漢初年馬王堆的帛書；我們的《論語》有河北定州的西漢竹簡；我們的《尚書》有清華竹簡。這些都是公元前三世紀、四世紀、五世紀的東西，離我們古代先賢生活的時代非常近。

左為郭店楚簡，右為馬王堆帛書  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當然，我自己不是史學家，更不是古希臘歷史的專家，但我覺得用對中國史學同樣的要求來對待西方史學，來研究古希臘歷史，并不過分，這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我個人也認為，我們也要注意另外一種傾向，不能輕率地否定古希臘，認為古希臘歷史肯定是偽造的。古希臘歷史的很多謎團，實際上我覺得還需要大量扎扎實實的研究。我認為中國學者應(yīng)該以更嚴謹?shù)膽B(tài)度，在掌握古希臘語的基礎(chǔ)上，對古希臘的一手史料進行梳理和研究，最終才能拿出真正令人信服的成果。

剛才和大家談?wù)勚形鞣綒v史的比較，目的也很簡單，就是要破除“西方中心論”。歷史上，西方文明從非西方文明、從中國文明中借鑒了大量的東西，所以后來才有了西方的崛起。今天也一樣，不同文明之間應(yīng)該提倡互學互鑒。中國文明也從其他文明，包括西方文明中借鑒了很多東西，所以才有今天我們中國全方位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