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中央的拍板

這次故事的進展確實不同于1981年，這一次，中央政府行使了法定的裁決權。1984年4月18日，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田紀云副總理主持、蘇魯兩省參加的微山湖工作會議，國務院的一位副秘書長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國務院赴微山湖工作組報告的通知。

田紀云副總理在會上作了講話，一如既往，講話是從微山湖問題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開始的：“如果我們對微山湖爭議問題都解決不了，黨中央、國務院還有什么權威？還談什么整黨？還談什么治國？”緊接著，講話說明了國務院此次決策的過程：國務院經(jīng)“慎重考慮”，“對兩省報來的方案，反復研究過多次。經(jīng)過權衡利弊，認為工作組的方案比較切實可行”，在此基礎上做出了“三個不變，一個小調整”的裁決：

“一是行政區(qū)劃基本不變；二是水利統(tǒng)一管理不變；三是群眾對湖田湖產現(xiàn)有經(jīng)營權基本不變。一個小調整就是對湖產、湖田爭議最尖銳的地方，在行政區(qū)劃上作些小的調整?！?

對于這個將要劃出村莊、放棄湖產的方案，江蘇省尤其是基層官員還有話要說，甚至在會前做好了匯報的準備，但據(jù)說田紀云副總理用一句話擋住了下面的舉動：“民主的階段已經(jīng)過去，現(xiàn)在是集中。”

4月3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以中發(fā)(1984)11號文件批轉了國務院微山湖工作組的報告。區(qū)劃調整方案在定案時作了更進一步的細化：“凡近三年來，發(fā)生爭議和械斗地段的群眾，以其居住的自然村為單位，連同以湖產為主或以湖產為主要生活來源的群眾和土地一并劃歸微山縣管轄，其中有的自然村的群眾不是以湖產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又不愿劃歸微山縣管轄的也可不劃，但這部分群眾不準再進入湖區(qū)經(jīng)營湖產?！?

最后定案所加入的“但書”條款，實際上是吸納了江蘇省委棄湖產、保村莊的意見。根據(jù)新加入的“但書”，并非所有參與械斗的村莊都要劃入山東，江蘇方爭取到了棄湖產以保村莊的選擇，這或許可以慰藉江蘇省的情緒，但正如下文所述，此規(guī)定大大增加了11號文件的執(zhí)行難度。

11號文件連同微山湖報告，不僅下發(fā)至蘇魯兩省，也同時下發(fā)全國各省級黨委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微山湖的案例在此意義上成為中央所樹立的一個典型，批復在最后指出：“凡有邊界糾紛之類問題的地區(qū)，也都必須按照整黨精神，各自多作自我批評，互諒互讓，加強團結，及時地把問題解決好……”

同時中央以更權威的中發(fā)文件規(guī)格(而非國發(fā)文件)來批轉此報告，或許可以表明，區(qū)劃調整雖然是國務院主管的行政問題，但省際問題卻是一個需要黨中央出面才可解決的政治問題。

4.為什么要三個文件

我們的故事只能講到這里。微山湖問題并未因11號文件就得到一蹴而就的解決。僅就這一階段來說，11號文件也只是一個開始，接下來還有1984年8月的國務院109號文件、1985年9月國務院辦公廳的61號文件，共同構成了微山湖歷史上的“三個文件”。

我們知道，11號文件的關鍵是區(qū)劃的小調整。公允地說，此次區(qū)劃調整確實只是“小”的調整，假如1981年兩部方案得到批轉，其對山東的割肉就勢必痛過此次江蘇的割肉。但在單一制的政體內，大或小并非政策執(zhí)行難與易的決定因素。

11號文件進行區(qū)劃調整的依據(jù)是近三年來發(fā)生過“爭議和械斗”，最后加入的“但書”條款還設定了棄湖產保村莊的替代選項，就此而言，江蘇需要劃出多少村莊、具體又是哪些村莊，就是一個不確定的解釋問題，取決于如何解釋“爭議和械斗”，以及后補入的“但書”。

果不其然，在落實中發(fā)11號文件的兩省協(xié)商過程中，山東方起初千方百計地對“爭議和械斗”進行擴大解釋，主張要落實文件，江蘇應劃出38個村莊，這也是沛縣沿湖第一排村莊的總數(shù)；而江蘇方則將11號文件內的解釋空間用到最足，認為近三年來在湖產上有爭議和械斗的只有12個村莊，7個村莊屬于“一般性爭議”，無需調整區(qū)劃，另5個村莊糾紛較尖銳，但這些村莊并非以湖產為主要生活來源，因此可以“舍湖產，保村莊”。

第一輪談判后，在劃村莊的數(shù)目上，雙方的差距是38比0。蘇魯雙方從5月的徐州談到7月的濟南，山東方退讓到“劃28留10”(28個村莊劃歸微山，10個村莊放棄湖產)，江蘇方退讓至“劃7留5”，這已是雙方在本省內定的不可退讓的底線。而國發(fā)109號文件，即三個文件中的第二個，就是國務院對此問題的一個裁決，根據(jù)109號文件，“14個村莊劃歸微山縣”，6個村莊仍留在沛縣，但這些村莊的群眾不再進入湖區(qū)經(jīng)營湖產，也就是最后落實為“劃14留6”。

國務院的109號文件還解決了另一個重要問題。1953年微山縣成立時，沛縣曾將湖西地區(qū)的15個村莊劃歸山東，現(xiàn)在又多了14個湖西村莊，微山縣將這些村莊組建了其在湖西地區(qū)的四個鄉(xiāng)，在微山縣于湖西地區(qū)有村莊的地方，蘇魯兩省的邊界走向應當以村莊為界，但在沒有村莊的地方，兩省的邊界應該劃在何處，才能既讓微山縣統(tǒng)管湖面，同時又能尊重沛縣沿湖群眾入湖生產的習慣。

漁民在微山湖水域自家的魚塘捕魚。史春陽 攝

對此問題，江蘇省主張應由湖西大堤東堤腳向東延伸150米，而山東認為應以西堤腳為線。109號文件對此爭議作了個裁決：湖西大堤以西有微山縣管轄的村莊和湖田的，應以村莊和湖田為界，沒有的地段，則以湖西大堤東堤腳起向東延伸60米處為界。但后續(xù)的過程表明，即便這個精確到米的中央裁決，卻因蘇魯兩省在如何確定“東堤腳”上產生了分歧，竟然還是上通下不通的。

為什么需要“三個”文件，原因就是崔乃夫所說的“大問題解決了，還有中問題、小問題”，更重要的是，正是因為不停地在解決“遺留問題”，最后反而導致了未能解決大問題本身。崔乃夫部長是三個文件形成的見證者，我們可以從地方檔案材料內看到他在此過程中的心態(tài)變化。

1984年5月，11號文件下發(fā)，蘇魯兩省初次商討文件落實時，崔乃夫的輕松心情是溢于言表的，他要求部里和省里來的同志要超脫一些，“悠哉悠哉”，讓市縣去“叮當叮當”。7月的濟南會議上，崔乃夫就亮出了中央授予的“尚方寶劍”，勸誡兩縣不要“以身試法”，限期沛縣和微山縣達成協(xié)議，否則兩縣主要領導對調，如仍然無法達成協(xié)議，則就地撤職。

11月底，崔乃夫勸誡前來北京匯報的沛縣縣長：“為什么賠了夫人又折兵呢？為什么敬酒不吃吃罰酒呢？”1985年3月，崔乃夫對兩省代表團又是一番苦口婆心的教育：“這個事我總感到有不祥之兆，不要把事情擴大，等中央出面采取強硬措施?，F(xiàn)在的中央不是軟弱無力的中央，還是通過協(xié)商解決好?！?/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