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中國已經(jīng)經(jīng)歷過一個人口轉折點，就是15歲-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開始負增長，帶來典型的沖擊是供給側的，比如一是勞動力增長減慢，成本提高，企業(yè)成本提高，比較優(yōu)勢下降。從那時開始，我們制造業(yè)比重下降了，出口比重也下降了；二是新成長勞動力減少，人力資本改善速度放慢；三是隨著勞動力減少，企業(yè)被迫用資本替代勞動，用機器替代人，替代得過快的話，就帶來了投資和回報的不相對應，也就是經(jīng)濟學上的資本報酬遞減；除此之外，勞動力減少，農(nóng)村向城市勞動力的轉移速度也放慢了，這個轉移本來可以帶來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但隨著轉移速度放慢，生產(chǎn)率改善的速度也就放慢了。所有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放在一個生產(chǎn)函數(shù)里，就意味著潛在增長率是下降的。

實際增長率圍繞著我們當時估算的潛在增長率。潛在增長率出現(xiàn)下降，2011年之后的實際增長率也跟著下降。但是兩者還是一致的，說明我們達到了自己的潛力。

同時，新的人口負增長的人口轉折點到來以后，供給側的沖擊還在，而且還會加強。上一次勞動年齡人口開始負增長到今天這段時間里，勞動年齡人口的減少速度還是比較平緩的，可以說是一個緩沖期。但隨著總人口開始負增長，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相對會加快，這也就意味著過去我們所知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對中國經(jīng)濟的沖擊，在今后會加劇。

但是，我們應對供給側的沖擊還是有經(jīng)驗的。過去10年里，我們部署了很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措施。我今天想強調的是，我們應該預料到供給側沖擊還會存在。我們中國社科院的同事一起做過一些預測，我們預測從現(xiàn)在開始，未來我們的潛在增長率還會下降。我們也預測了兩個方案，一個叫“中方案”，就是一切趨勢按照現(xiàn)在這樣走；還有一個改革的“高方案”，就是說加大很多領域的改革力度，從而帶來改革紅利，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在知道今年我們人口會到達峰值進入負增長以后，我提出一個說法，叫做“取乎其上得乎中”，就是必須用高預測方案的改革力度，才能達到中預測方案的實際增長潛力。我的同事按照新的人口數(shù)做了一個估算，也恰恰證實了這一說法，就是必須加大改革力度，必須有足夠大的力度，才能取得我們希望達到的增長力度。

我更想強調的是，從一些國際經(jīng)驗來看，除了潛在增長率下降，人口對經(jīng)濟增長帶來的很大一部分沖擊還在于需求側。比如說從東歐和波羅的海這些典型的原蘇聯(lián)東歐國家來看，他們從90年代開始人口就不怎么增長了，因此把它和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相比較，多年來它的增長速度都是顯著偏低的。另外最新的幾個人口負增長的國家，在人口變成負增長的時候，經(jīng)濟也都經(jīng)歷了負增長，這個沖擊效果還是很強烈的。再比如說從日本的經(jīng)驗看，需求側的因素也是人口負增長的新因素，這也是我們過去關注不夠的。

第三，從國內大循環(huán)的角度看一看消費需求，這樣可以回答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國內大循環(huán)的內生動力和可靠性問題。

消費受人口增長的影響是肯定的，因為人就是消費者，人口是消費的總和，兩者是密切相關的，這叫“人口總量效應”。

老年人特別是中國老年人，收入水平相對低于勞動年齡人口，社會保障還不夠充分，差距也比較大。同時，他們消費有后顧之憂：64歲的人要為70歲著想，70歲的人還想我80歲怎么辦，80歲了還想90歲，并且不只為自己的未來著想，還要想兒子輩、孫子輩。所以他們的消費傾向也比較低，這是“年齡結構效應”。同時我前面說過，人口增長轉負，經(jīng)濟增長速度放慢，收入增長也會放慢，這個叫“增長效應”或者叫“收入效應”。因此可以看到，人口降下來了，我們的GDP也降下來了，那么消費總額的增長速度也減慢了。

購置年貨的民眾   新華社發(fā)(李秀清 攝)

人口負增長的趨勢無法逆轉，但可以改變行為，改變預期。比如收入差距過大，我這里引用一個低收入群體、中等收入群體消費傾向的研究成果，可以測算出增加10%的收入中有多大的比例會用于消費。那么，對于相對收入較低的群體來說，消費傾向一定是比較高的，而非常富裕的群體增加了收入也沒有更多的消費意愿，消費傾向較低。

結論就是，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改善總體的消費格局，可以擴大消費需求。因此，我們今后的一個重大挑戰(zhàn)在于消費側。而“共同富?！?、“國內大循環(huán)”，就意味著要把龐大的人口規(guī)模變成中等收入群體的大規(guī)模，變成龐大的超級大市場。

其中一個做法就是新型城鎮(zhèn)化，特別是“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zhèn)化。“以人為核心”，我的理解就是以農(nóng)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zhèn)化。這是我們需求側改革紅利的一個重要來源?；嵯禂?shù)達到0.468這么高的水平，其中大約有一半的貢獻來自于城鄉(xiāng)收入差距，因此縮小城鄉(xiāng)收入差距也就縮小了總體的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