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幕：新政府首先會面臨哪些考驗？

俗話說，萬事開頭難。

本屆“交通燈”政府上位之初即面臨重大危機和挑戰(zhàn)。譬如：

1）第四波新冠疫情

德國人素以“安全意識和前瞻性強”著稱，可在抗疫中，德國從政府到民間的表現(xiàn)卻讓人大跌眼鏡。前三波疫情中所犯的錯誤，到第四波來臨時依然還在犯。

8月下旬，德國“羅科所”（Robert-Koch-Institut）就已發(fā)出“第四波疫情”來臨的警告；有專家甚至在更早的時候就預示今年秋冬疫情將再次嚴重。但是，德國各級政府并未采取有效的預防和應急措施。

去年疫情嚴重時，舉國期盼疫苗的到來，但政府訂購不力，造成疫苗供不應求。今年，疫苗供應大大改善，可是，德國的接種率一段時間內(nèi)卻一直徘徊在60%左右。

是政府宣傳力度不夠？還是百姓疑慮未除？兩種情況應該都有。

9月德國大選前后，疫情話題似乎不再突出，甚至一度從人們視野中消失，但新冠病毒從未離開過人群。

11月初開始，每日新感染人數(shù)劇增，達到數(shù)萬之眾，11月25日，感染人數(shù)日增75961，再創(chuàng)新高。死亡人數(shù)累計已超過十萬之眾。

德國突然淪為名副其實的疫情“重災區(qū)”。

而此時，偏偏又逢新政府尚未產(chǎn)生，留守政府雖然還在作為，但畢竟“授權”有限。默克爾本人不斷呼吁和發(fā)出警告，接種人數(shù)雖然開始明顯增多，但似乎為時已晚。

在這種情況下，紅綠黃三黨利用在議會中的多數(shù)，促使通過《感染保護法》的修正案，以應對當下前所未有的疫情。這些措施（包括在總理府建立“常設危機處理小組”、“跨學科專家理事會”等）是否湊效，目前還是個問號。

在新的病毒變種已在德國登陸的情況下，新政府是否能控制住第四波疫情，最終將成為證明其執(zhí)政力的一塊“試金石”。

2）未來外交政策基于“價值”還是“利益”？

今年大選競選中，“外交話題”如同“新冠話題”一樣，在公開討論中幾乎無人問津，基本只體現(xiàn)在各黨的競選綱領中。

綠黨一再主張未來的德國外交要建立在“價值觀基礎之上”（wertebasierende Au?enpolitik）；自民黨的外交政策也偏重強調(diào)“自由、法治、人權”等因素；社民黨的相關陳述難免也帶有某些左翼意識形態(tài)色彩。

因此，觀察人士早有預測，未來德國政府的外交政策將有別于默克爾的“以利益為基礎”和“妥協(xié)處理沖突”的“務實外交”。

根據(jù)三黨《聯(lián)合執(zhí)政協(xié)議》中關于外交部分的表述，加上綠黨貝爾波克將出任聯(lián)邦外交部長這一事實，德國外交將向“價值觀”轉變似乎已呈不可逆轉之勢，而且必將體現(xiàn)在新政府的對華外交上。

在《聯(lián)合執(zhí)政協(xié)議》的涉華部分中，三黨首先明確了德中關系的“三重”實質：合作、競爭和對手；其次強調(diào)以“人權”和“現(xiàn)行國際法”為雙邊合作之基礎、以制定“公平的游戲規(guī)則”為競爭之條件；最后，為確保德國的“價值觀和利益”，三黨力求在體制對抗中將德國的中國戰(zhàn)略與歐盟的對華政策相結合，中德“政府磋商”機制也將被更多置于“歐洲”框架之內(nèi)（st?rker europ?isch ausgestalten）來進行?！秴f(xié)議》還特別強調(diào)，為了減少對中國的“戰(zhàn)略依賴”，新政府將強化與北大西洋盟友及價值觀相同國家的協(xié)調(diào)。

以上是德國未來對華政策的自我定向。除此之外，《協(xié)議》還提出了新政府對中方外交的“要求”或“期待”（Erwartung）：a）在處理與鄰國的關系中，中國應對“和平與穩(wěn)定”承擔“負責任的角色”（eine verantwortungsvolle Rolle）；b）在解決南海及東海領土糾紛中，應以國際海洋法為準繩；c）改變臺?，F(xiàn)狀必須以“和平手段”和在“海峽兩岸均同意”的前提下完成。

最后，在涉及中國內(nèi)政的這部分中，《協(xié)議》還強調(diào)以下三點：德方在歐盟的“一個中國”原則下支持“民主臺灣”在具體事務中參與國際組織；將明確提出中國“違反人權”（特別在新疆）等問題；中國必須恢復在香港的“一國兩制”狀態(tài)。

的確，德國政府的外交還從未如此明確和“越界”涉及中國內(nèi)政。對此，相關方應如何看待和應對？

首先，德國對華外交口徑的變化有內(nèi)因外因在起作用，最重要的根源在于以下三個事實：

1）中國的高速發(fā)展被壟斷世界若干世紀的西方視為“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被認為是對其引領和壟斷世界的地位的“最嚴峻威脅”。在這個視角之下，西方的整體對華處境是一致的，共同面對也是某種趨勢。換而言之，中國的強大必然會引發(fā)西方集團的“抱團”態(tài)勢。

2）西方集團領袖美國不斷惡化對華關系，并在明中暗里對盟友施加壓力，使文化傳統(tǒng)、意識形態(tài)、政治體制等方面與美國相通的歐盟諸國很難長期完全“特立獨行”或永遠“不站隊”。

3）德國綠黨始終未擺脫“意識形態(tài)主導政治理念和執(zhí)政行為”的做法，自民黨也一直堅持“自由、民主、法制”的政治傳統(tǒng)。這兩個政黨在野時都與中國有過程度不同的“過節(jié)”，而如今在“交通燈”政府中的地位又舉足輕重。

在德國政府中，涉及對華關系最多的主要是外交部、經(jīng)濟部、司法部、環(huán)保部、經(jīng)濟合作部和總理府。從目前的三黨分工看，前四個部已落在綠黨和自民黨手中，局面對中國似乎相當不利。

但外交不僅是外交部長的職能范圍，更是總理的要務之一。有鑒于此，德國未來四年的對華政策更多是“對抗”還是“務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民黨籍總理肖爾茨的立場和態(tài)度。

從其個性和政治立場來看，肖爾茨具有北德人典型的“冷靜和務實”特性，他關注的不是意識形態(tài)，而是現(xiàn)實利益；在社民黨中，他屬于“中偏右”，因而在黨魁競爭中敗給了黨內(nèi)左翼勢力。

按理說，眼下社民黨內(nèi)左翼得勢，但由于肖爾茨在大選中為本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逆襲”勝利，給黨內(nèi)不少人，特別是年輕人帶來了“政治飯碗”，因此，他在黨內(nèi)的威望暫時還難以被撼動。

作為總理，肖爾茨首先考慮的必然是德國的整體利益。那么，德國的利益是否能離開中國的市場和發(fā)展，答案顯而易見。所以，德國未來四年的對華關系中雖然會多出不少“雜音”和“摩擦”，但大盤估計應該不會動搖。

《南華早報》報道：中國警告德國新政府，圖為舒爾茨2019年訪華

盡管如此，德國外交面臨的挑戰(zhàn)的確還是不少的。

譬如，如何處理“北溪二號”管道問題？該工程雖然已經(jīng)完成，但德方的運營證卻遲遲不發(fā)。

綠黨的外交政策不僅服務于之前說的“價值觀”，還會與“環(huán)?！睊煦^。這令俄方非常頭疼。

為此，普京正在抓緊給自己“抓”或“造”好牌：在烏克蘭邊境增壓，在難民問題上支持白俄羅斯等。這么做的道理很簡單，因為這些領域的問題，其透射力會直接影響到歐盟的安全和利益，而要解決這些危機，德國離不開莫斯科的配合。

眼下的世界，可見和潛在的危機四伏，《聯(lián)合執(zhí)政協(xié)議》中表達的愿景是否能實現(xiàn)或落實幾成，目前很難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