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注釋：

［1］Alain Badiou, “The Communist Hypothesis”, New Left Review 49 (JAN FEB 08), p.37。https://newleftreview.org/II/49/alain-badiou-the-communist-hypothesis.

［2］［3］葛蘭西：《獄中札記》，見《葛蘭西文選》，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國際共運史研究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2頁。

［4］同上，第323-324頁。

［5］葛蘭西的如下論斷在當代語境中仍然值得思考：“黨永遠也不會徹底定型和完成，但這是指每次進展都提出新的任務和責任而言，而在某些黨看來，也是指下面這種怪論可以成立：到了這些黨不再存在，也就是到了它們的存在在歷史上成為多余的時候，這些黨才算徹底定型和完成。這樣看來，每一個黨既然只是階級的專門名詞，那么，不言而喻，一個提出消滅階級劃分的黨只有到它停止生存的時候，它才達到了徹底的自我完成，因為階級不再存在了，從而階級的體現(xiàn)者也就不再存在了?！?（同上，第344-345頁。）也是在上述意義上，我曾在《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權的多重構成與六十年代的消逝》一文中提出“政黨的提前終結”這一命題，原因是在階級及其政治繼續(xù)存在并有所擴張的時期，政黨卻由于其國家化而提前終結了。

［6］列寧：《怎么辦？》，《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0頁。

［7］列?達?托洛茨基：《論列寧》，王家華、張海濱譯，據(jù)莫斯科國家出版社俄文第二版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0年，第17頁。

［8］李大釗：《在列寧逝世二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李大釗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41頁。

［9］［10］魯迅: 《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 載于《國民新報》(國民黨北京黨部機關報)“孫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紀念特刊” (1926年3月12日)，后收入《集外集拾遺》，見《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06頁。

［11］列·達·托洛茨基：《論列寧》，第100頁。

［12］同上，第101頁。

［13］列寧：《打著別人的旗幟》，《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92頁。

［14］托洛茨基：《論列寧》，第132、134頁。

［15］同上，第135頁。

［16］約?阿?霍布森：《帝國主義》，紀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46頁。

［17］列寧：《論歐洲聯(lián)邦口號》，《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9頁。

［18］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二版）第2卷，第517-518頁。

［19］［20］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孫逸仙》（第九章協(xié)力林添貴，人物小傳協(xié)力楊詩韻），溫哈溢譯，臺北市: 時報出版，2010年，第324頁。

［21］［22］第六十期《真理報》(2991號：1925年3月14日)，轉引自：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16頁。

［23］同上，第324-325頁。

［24］［25］李大釗：《在列寧逝世二周年紀念大會上的演說》，《李大釗全集》第四卷，第641頁。

［26］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1頁。該文原為“湘贛邊界各縣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于寧岡步云山）”，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包括標題和內文均有修訂，但基本意思沒有變化。原文及校訂見載竹內實監(jiān)修，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毛澤東集》第二卷（1927年5月-1931年8月），日本：株式會社蒼蒼社，1983年，第15-23頁。這里仍按《毛澤東選集》修訂后的文字引述。

［27］同上，第51頁。

［28］－［31］同上，第52頁。

［32］在尚未產(chǎn)生針對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之前，真正能夠阻擊病毒的是社會體制。在農(nóng)村地區(qū)，近些年通過鄉(xiāng)鎮(zhèn)駐村干部，國家行政權力已全面滲透到村莊中；在許多地區(qū)的抗疫過程中，駐村干部是主導，動員了村里的黨員干部，但基本力量與原有的社會組織結構相關，如擔任日常工作的老人（老年協(xié)會）、村委會干部，表現(xiàn)方式是各村自我保護，形成割據(jù)、分離，如果發(fā)生更嚴重的疫情，勢必需要政府的直接介入，否則沖突性事件的發(fā)生可以預期。城市小區(qū)，居民來自四面八方，而防疫工作的承擔者是街道居委會。這些小區(qū)居委會（多與房地產(chǎn)開發(fā)之前的當?shù)鼗鶎觿萘τ星Ыz萬縷的聯(lián)系）多年來在小區(qū)管理和“維權”中與居民有各種各樣的矛盾，他們在人員關系、利益上與小區(qū)居民多有齟齬，所以實行中，需與小區(qū)物業(yè)配合，物業(yè)遵行的是商業(yè)邏輯，街道遵行的是行政命令，兩者之間在抗疫之間形成結合，但并沒有形成有機整合。相較而言，單位宿舍小區(qū)、市中心老小區(qū)里保存的社會主義因素和傳統(tǒng)鄰里關系更多，組織的有機性更強。此外，由于采取社區(qū)封閉的方式抗疫，居民日常生活用品的調配是一個重要問題，由此產(chǎn)生了快遞公司等商業(yè)渠道與政府、社區(qū)之間的密切協(xié)調，總體而言，是政府、商業(yè)、社區(qū)和居民之間的成功協(xié)調互動。在緊急狀態(tài)下，人們的出行自由受到限制，移民和無固定居所或職業(yè)的人群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如由于社區(qū)實行封閉管理，尤其是在抗疫過程的初期，許多沒有戶口或臨時居住證的租戶無法獲得出入小區(qū)的證明，被迫回到自己的戶口所在地或長期處于封閉狀態(tài)），這是高度流動的社會面臨的實際困境。但無論如何，社區(qū)動員和組織問題是理解中國抗疫取得初期階段勝利的關鍵之一。

［33］托洛茨基：《論列寧》，第147頁。

［34］同上，第148頁。

［35］毛澤東：《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87頁.

［36］魯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見《魯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