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方面與近代中國曾經受的半殖民地歷史有關。西方殖民者仗著堅船利炮在中國橫行無忌，不僅強行推銷戰(zhàn)爭與商品，更熱衷于傾銷文化與價值觀。而在求富國強兵、民族復興之路中，一邊東洋西洋，負篋游學，一邊引進國外人才、技術和觀念，都非常重要。但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人“走得太遠，忘了為什么出發(fā)”，成為歧路亡羊。學習西方本是為了壯大自己，但在一部分人那里卻被異化成了西化；出國留學本是為了報效祖國，結果有些留學生卻成了黃皮白心的“香蕉”人。

體現(xiàn)在教材上，哪怕是在英語、語文等貌似與“價值觀”、“意識形態(tài)”較遠的教材上，也自覺不自覺地傳播和灌輸西式價值觀。而如果到了大學或研究生階段，無論是法學、政治學、社會學還是史學，甚至連哲學、文學、藝術學和史學，都不僅受到西方理論的主導，也常常都在自然而然地傳播和灌輸西方價值觀。有的教材、專著和論文，甚至已經完全服膺于西方價值觀，視其為不可置疑的真理。這種喪失主體性的作品，尤其是學術作品，已經很難再稱得上是“研究”，而是淪為對某種價值觀的廉價而低劣的宣傳。結果是，其“成果”不僅無助于理解中國的實踐與現(xiàn)實，無助于中國學術的進步，對人類思想的深化與智慧的精進也缺乏貢獻。

另一方面，這可能也與我們的外語教育、甚至整個的教育體系缺乏清晰的國家戰(zhàn)略有關。無論是外語教育，還是整個國民教育體系，首先是要培養(yǎng)學生成為“人”，然后才是成為“才。”人是主體，是有獨立思想、獨立判斷，有情懷、有關懷，能自己發(fā)現(xiàn)問題、自己思考并自己動手找出解決方案的能動的智慧生物；而“才”是工具，是人用來解決具體問題的知識、技巧甚至智慧。在編寫教材時，尤其是面對可塑性極強的中小學生，對于把孩子們培養(yǎng)“人”還是“才”，培養(yǎng)成什么樣的“人”，我們有一套清晰的思考嗎？有最低限度的國民共識嗎？在一個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時代，如何既有人類關懷，又有國家忠誠，既要面向未來，又能繼承傳統(tǒng)，我們的教育“肉食者”有過系統(tǒng)的思考嗎？答案很可能是沒有，最起碼是不清晰。

而這就導致，我們在教科書中，主要只是想“教”給孩子們“才”，而不是主要“育”他們成“人”，傳授給他們謀生工具的“器”，而不是思考人、社會與自然的“道”。結果，以己昏昏，連別人的價值觀都辨識不清，也當做知識傳授給我們的孩子。在大學里，外文系紛紛改為外語系、再改為外文學院，也許方便孩子們掌握了一門討生活的工具，但“語”再好，沒“文”化，還是沒戲（系）呀。然后，一幫討生活的、搞翻譯的開始搞外交，是不是黃皮白心不一定，智商當然也不低，但忠誠呢，意志呢，智慧呢，藝術呢，謀篇布局、舉重若輕、舉輕若重的風范呢，翻手云、覆手雨、找劫材、穩(wěn)準狠的手眼呢？

洋洋灑灑，并不是對某個教材的細節(jié)作無限引申，只是想提醒我們關注，小小教材非小事，編好它，必須有一套清晰的國家戰(zhàn)略，必須有清晰一貫的價值和思維。日常生活中的價值觀熏陶往往如隨風潛入，潤物無聲，但卻深刻影響我們的生活和思維。當面鑼、對面鼓擺開車馬陣的政治價值觀對壘，很容易辨識，也易于去辨析；但日常生活中的價值觀浸潤，卻往往悄無聲息，連傳播者自己都習焉不察。以至于只有天真的兒童才能夠發(fā)現(xiàn)皇帝的新衣是什么。教材的編寫者很可能是非常重視國情，甚至有可能是文化本位主義，但整體上迷信西方的文化氛圍卻使之在無意識間出現(xiàn)了判斷上的盲點。

西方的迷信導致不少中國知識人喪失了獨立精神與自由意志，甚至成為西方價值觀不自覺的附庸和糊涂蟲。一是亦步亦趨，仿制西裝連褲子上的補丁都原樣照抄；二是不加區(qū)分，分不清西方文化中潛藏的利弊得失，“自由”、“開放”得令人瞠目結舌；三是僵化落后，一些在西方已經被修正甚至拋棄的過時觀念，比如性解放、快餐文化等，仍然被源源不斷地引進，并視為“先進”。在這種情況下，對西方文化“原汁原味”地堅持，很可能就會淪為教條主義。

當然，如果是作為個體的公民喜歡吃什么、秉持什么樣的價值觀，情況當然不同，那主要是個人的事，只要不妨礙他人和公共利益，就應該得到尊重。但教材的編寫就不一樣了，它是重要的載體和橋梁。雖然傳授西方先進文化、制度和理念的教材，不僅必要，而且必需，但由于具有高度的教導性，教材也是宣揚文化和價值觀最好的載體。哪怕再標榜中立，哪怕非由政府組織編寫，都必須嚴格審定，并且要體現(xiàn)一個民族的傳統(tǒng)價值與文明的核心理念。這與秉持開放、包容的心態(tài)去學習和借鑒域外有益的文明成果，并不矛盾。

因此，在堅持兼容并包，鼓勵中西學術交流和文化交流的同時，辨識西方文化和價值觀中未必健康或者與我國傳統(tǒng)核心價值觀不符合的成分，也同樣重要。中小學教材，必須考慮到孩子們的年齡與心智特性；人文社會科學教材，則必須強調科學性、專業(yè)性和主體性。不僅洋人編的洋教材要具體分析，中國人編的黃皮白心的“香蕉”教材，也同樣值得關注和反思。在互聯(lián)網和全球化時代，面對傳統(tǒng)與未來、域外與國情、開放與堅守之間的交織，腦子一定不能亂，必須有一套清晰的戰(zhàn)略、育“人”的目標，才能在編教材時有思維和價值的定性。

【作者支振鋒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本文系支振鋒獨家供稿觀察者網。給觀察者網投稿或轉載授權請函至：zhuanlan@guanch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