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投入而不失冷靜地描寫了魅寇這樣一個臺灣男性農(nóng)民創(chuàng)業(yè)者像一條蠻牛般地沖撞、任性，以及整個家族，特別是他的妻子，為他的發(fā)達欲望所付出的包括流亡與坐牢的眾多代價。楊渡不掩其輕蔑與遺恨地速描了那群只想把這只僅余其勇而闖入工業(yè)化森林中的小獸魅寇吃干抹凈的無情掠食者的嘴臉，但又以一管熱情如火的筆，描寫了這個時代的新興工人階級群像：他（她）們揮霍的青春、爆發(fā)的生命力、飽滿而壓抑的情欲，他們的肌肉與她們的娉婷，以及工人的粗魯而率真的義氣世界。楊渡把他腦袋發(fā)燒的父親和那個全身滾燙的七十年代寫得極為鮮活。合上書，我還能記得魅寇要周轉，回到家里，非要他母親和妻子答應賣田地的慪氣樣?！澳銈儼。┡?！世界就要翻過來了，你們知不知道？再不抓住機會，難道要一輩子趴在田中央，做一只憨牛？”——魅寇的那兼男性憤怒與小孩撒嬌的聲口，在我書寫的此刻仍余音不絕。雖然這個年代有很多問題，帶來很多的傷害——尤其是環(huán)境生態(tài)，但楊渡對他父親的七十年代，抱持著一種對英雄與英雄主義的敬重與惜別。一個農(nóng)民出身的、日據(jù)時期小學程度的魅寇，竟然為了自尊，能夠獨立鉆研出一種屬于當時日本鍋爐工業(yè)的高端技術。七十年代末的某一個冬天，魅寇在夜暗的埔里鄉(xiāng)間公路上，語重心長地告訴和他一起出差檢查某客戶鍋爐、尚在大學就讀的兒子：“這人生，終歸是一句話：終生職業(yè)之奮斗。”

全書的最后兩章不能不說是潑墨似地快速走過七十年代結束之后的三十余年。讀它們的感覺不能說不好，但有一種說不出的蒼涼，而且還是一種似曾相識的蒼涼——我的確深深地感到楊渡的這兩章書寫很類似《紅樓夢》或是《三國演義》的尾聲，一種景物蕭條人事全非的大蒼涼：三合院空蕩蕩了，慈祥智慧的老祖母先是不養(yǎng)雞養(yǎng)鴨，然后過世了，魅寇老病殘矣，曾經(jīng)是烏日美人的小姑姑去世了，紡織廠前朝氣蓬勃青年男女工人進出的盛景消失了……而烏日既沒有了六十年代的山明水秀，也失去了七十年代的朝氣拼搏，陷入一片大家樂賭風，處處是揮金如土的“田僑仔”的局面。這當然不只是烏日，全臺灣都變成了“一條大肥蟲，從加工出口型工業(yè)吸飽了血，張著大口，饑餓無比，仿佛什么都可以吞進肚”。這股怪風甚至吹到了昔日“弘農(nóng)堂”的楊家，連一向鄙夷魅寇好賭的妻子也不能幸免于此。而之前非要賣地開工廠的魅寇，此時又為了向家里討錢而慪氣了，但不是為了開辦實業(yè)，而是為了要買賓士轎車。七十年代后魅寇唯一的（當然也是很重要的）成就，就是全力投入烏日的媽祖廟的籌劃興建。魅寇從一個無所依憑無所畏懼的壯年，走入了一個回向傳統(tǒng)與宗教的初老之人，而大略從時代的浪頭淡出了。魅寇的下一波，也就是他的兒子——書寫者楊渡，則淡入了鏡頭，攜來了這個社會的變動音訊以及家族的繁衍故事。

在楊渡筆下，六十年代有一種以“三合院”為核心象征的前工業(yè)時代的人文與自然底色，結合當時的政治肅殺氛圍，形成特殊的“美感”。七十年代則有一種以“鍋爐”為核心象征的工業(yè)時代求變求新的狂熱、希望、投機、肌肉與陽剛，而這當然也是一種美感。但他似乎對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烏日喪失了熱情，乃至連一種淡淡的、頹廢的美感耽溺也沒有。那是一個或可說是以“高鐵 ”（以及高鐵旁邊廢棄的農(nóng)田、商城的規(guī)劃用地）為核心象征的“去工業(yè)化”的烏日，象征的是一種精致、冷漠、傲慢、終結、遺忘的“文明”，既沒有向前的熱情，也失去了對傳統(tǒng)的虔敬。于是他看到了那經(jīng)歷“七十年代的大興盛，八十年代的狂飆，九十年代的沒落，現(xiàn)在已經(jīng)徹底轉移到東南亞”的中和紡織廠廢墟，而在原址上建立了人聲嘈雜的超市賣場，還有幼兒園。于是他嘆息：“有一天當所有改建完成，過去的廠房建筑都消失，再不會有任何遺跡可以見證紡織廠的故事了?！边@也就是整篇故事為何蕭蕭然地從高鐵烏日站開始講起的原因吧——這里有一股極深的難以言喻的落寞。這就是我為何說這是一篇為那個“短工業(yè)化年代”所做的誄文。

簡陋的廠房內(nèi)，工人在機器上午睡

可能和我是一個“外省人”有關吧，讀這本書時，感受比較強烈，也比較陌生的有三點：殖民、家族與宗教。日本殖民給主體與家族所帶來的影響，只要看楊家的三個叔公的命運就可見其一斑了。

“二戰(zhàn)”期間，楊渡的三叔公在上海幫日本人當翻譯，戰(zhàn)后死里逃生回到臺灣，六叔公則是遠赴南洋當軍夫，而留在家鄉(xiāng)的二叔公反而在美軍空襲中被炸掉了一條腿。至于魅寇，則是受日本小學教育的，但等國民黨來臺，這種教育又馬上像金圓券一般地貶值，這種作為無望的殖民地人民的苦悶經(jīng)驗，對于后來如何形塑了魅寇這一輩人的“臺灣人的悲情”也是具有關鍵作用的。楊渡關于父親這一代臺灣男人的心理狀況的討論，對于不論是島內(nèi)的族群大和解，還是大陸對臺灣人民的感情結構的理解，都是有意義的。此外，日本教育也并不僅是“奴化”，魅寇的日文教育畢竟還是發(fā)揮了效用；他憑借著那一點日文能力，自修了日本的相關出版物，獲得當時的相關科技知識，幫助他成為一個優(yōu)秀鍋爐制造者。在臺灣，如何直面日本殖民的“遺留”，是一個缺失的思考課題，而楊渡的書寫以第一人稱做了一番真摯的見證，應該納入吾人的思考參照。

在楊渡的書寫中，家族像是一條綿延不絕的河，有源有流，有過去，有現(xiàn)在，有未來，有變也有不變。魅寇生了，魅寇壯了，楊渡生了，魅寇老了，楊渡的兒女生了，魅寇死了，楊渡初老了，楊渡當阿公了……而在這條大河中，死掉的人并沒有真正死，常常，祖母每天都還和死去的家人在供桌前講上一個小時的悄悄話。而一個紅通通、皺巴巴的新生兒，也不只是一個新生命，更是這個無盡傳承家族大河中的一個新加入者，既是恩典也是命運。如何在這個無盡的河里有傳有承、繼往開來，這樣一個謙卑而遠大的責任，照亮了中國幾千年來的士大夫的道德理想，而歸其本源，則還是家族。這樣一個世俗化的、此在的、無可逃避的責任，似乎是當代中國人道德救贖的重要根源。楊渡曾經(jīng)稍帶自棄地以滾石自比，以漂泊自憐，為《金剛經(jīng)》里的“顛倒迷錯，流浪生死 ”的經(jīng)文而感動流淚。但他在他的孩子出生時，領悟了一個道理：“即使再怎么想擺脫家族的糾纏，想擺脫父母的羈絆，想擺脫家庭的束縛，但這個孩子，宣告了我的生命，無論怎么想遠離，終究是這一條命運之線、血緣之脈的延續(xù)，我是其中的一個，勇敢承續(xù)，再也無法脫離?！睏疃芍v的是他的家族，難道不會讓他聯(lián)想到“中國”嗎？

童年楊渡（左二）與弟弟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