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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用整個西方的話語系統來解讀中國，用西方制度硬往中國問題上套，不但沒有解決問題，反而造成了新的問題。在近期的案件中，一些法律人因為某人反體制就不管好賴支持，或為了反對而反對；控訴法制環(huán)境不好，但自己也在破壞。是時候反思我們的方法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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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某教授寫了題為“一個法治主義者的信念”的微博，批判央視播出陳永洲案視頻，說“不能忍受電視對一個人進行審判，也不能接受民意對人是否有罪的判斷”。而我疑惑的是，在藥家鑫案、李天一案未審時就作有罪認定，甚至恨不得讓被告父母連坐的人，怎么會跟夏俊峰案、陳永洲案中無視事實而高呼放人者，居然是同一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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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日王書金殺人案開審引人注目。該案將20年前的聶樹斌奸殺婦女案重新帶入公眾視野。案件劇情起伏，但事實卻并不是如大眾輿論想象的那般是非分明，甚至曾經堅信聶樹斌案是冤案的律師吳法天也開始反思自己當年的判斷是否經得起證據考驗。中國之大，無奇不有。如果被害婦女并非死于王書金，王書金為什么一定要頂包？本文點出的一個事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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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網絡，葉海燕很難出名。2005年，流氓燕在天涯社區(qū)發(fā)布了裸照引來極大爭議，之后又與艾未未合拍裸照。她還以NGO人的身份宣布自己本人也在進行性交易。海南幼女事件后，葉海燕舉牌抗議校長。近日又持刀故意傷害3名婦女被捕，糾紛源于葉海燕在網絡上污蔑她們所開的旅社為“性交易10元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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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奇帆公開推薦兩類司法電影，出發(fā)點在于希望我國的司法制度能夠通過一系列的改革來避免和解決有關“程序正義”和“實體正義”的困擾。盡管近年來“程序正義”這個詞屢見報端，積極地講這當然說明程序價值和意義已經得到認同，但事實上很少有人深刻認識到程序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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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大國事件已經持續(xù)發(fā)酵多天了，真相卻撲朔迷離。從網傳言之鑿鑿的“毆打”，變成非洲留學生作證的“捏”，再到后來出現各種版本的事情經過。媒體推波助瀾，將該事件無限上綱上線，變成官民沖突，把法律事件政治化；民眾憤怒，在面對公共事件時，缺乏就事論事的冷靜，更缺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無罪推定是法律的基本原則，也是保護嫌疑人的基本規(guī)則。在沒有確鑿證據之前，把“打人”的責任強加給方大國是不合適的。而當事中的空姐，作為一個可能的受害人，在維護自己權益的時候，可以借助輿論監(jiān)督處理的公正性，但若想裹挾輿論去綁架真相，則有可能傷害到自己，因為輿論是把雙刃劍。正常的法律救濟渠道尚在的情況下，媒體不應當過分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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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問吳法天是不是五毛？吳法天說，我算什么五毛啊，某些公知的邏輯就是“逆我者皆五毛”。我一介書生，沒有任何背景。有背景的話，那些背后打人的人怎么還不全部抓起來？為什么違法的人得不到追究？說我是五毛，就因為我的觀點跟某些公知不一樣嗎？如果說追求真相、追求正義、敢于說真話的人就是五毛，那我就是五毛了?，F在微博上可不是被扣帽子的“五毛”越來越多嘛。我覺得我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我贊同胡適的觀點，寬容比自由更重要。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不怕反對意見，不怕公開辯論，會誓死捍衛(wèi)反對者說話的權利。就像勒龐在《烏合之眾》里寫的那樣，真正的專制是用暴力去消滅另一種聲音。打著民主旗號的，有一些是民粹，有一些是骨子里很專制的人，有些就是從紅衛(wèi)兵思維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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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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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8-21 13:14:57
從唐慧案看人性化的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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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勞動教養(yǎng)試行辦法》，對于擾亂社會治安又不夠刑事處分的，可以進行勞動教養(yǎng)。這被認為是“對被勞動教養(yǎng)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種方法。 ”而在刑法上，對應的只有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如果是一個人而不是聚眾，刑法很難進行追究，因此勞教成了一種刑罰替代措施。雖然這樣的“行政措施”已經實行三十年了，法學界也一直呼吁廢除，但因為刑罰替代措施的缺位，飽受詬病的勞教一直也沒有退出歷史的舞臺。于是，當唐慧事件發(fā)生后，官方話語和民間話語就出現了對立：官方認為這種依法作出的處罰，有違法事實存在，就應當進行勞教；而民間輿論認為，這是對被害人家屬的迫害。問題在于，對于唐慧7次沖擊國家機關、擾亂社會秩序，如果沒有任何法律后果，那么所有上訪人員都有可能效仿，并借助輿論的力量使案件獲得關注，法院的獨立審判也無從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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