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姆斯基：無論你喜歡還是不喜歡，這些都是事實。這一代人決定著人類社會還能否以一種有組織的方式繼續(xù)存在下去，決定著我們是否會到達一個不可逆的臨界點。一旦越過那個臨界點，人類將萬劫不復。

日益增長的核武威脅就屬于這樣的一個問題，人類沒有其他選擇，必須現在就作出決斷。新冠肺炎疫情將會以某種方式得到控制，不過這種控制將是以巨大且不必要的死亡數量為代價的。當然還有其他問題。除非我們在科學手段和社會輿論兩方面都認真做好準備，否則那些問題會變得更加嚴重。

不僅是我們人類，許多地球物種的生存都面臨著嚴峻挑戰(zhàn)。我們正在快速且大規(guī)模地消滅其他物種，這在地球最近6500萬年的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現象?，F在物種滅絕的速度正在大大加快，比第五次物種滅絕快得多，我們現在正處于第六次物種滅絕的過程中。

巴薩米安：您在書中討論了18世紀啟蒙哲學家大衛(wèi)·休謨（David Hume）和20世紀著名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安東尼奧·葛蘭西之間的關系。您認為這兩個人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呢？

喬姆斯基：休謨是一個很偉大的哲學家，曾寫過《論政府的首要原則》（1741）。這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在今天被我們稱為“政治哲學”或“政治科學”的領域里也是一篇非常經典的文章。他是以提出疑問來展開研究的。他說，他很驚訝，人們竟然如此“輕易”地服從于權力體系。這是一個謎，因為人們自己本來的確是有權力的。他們?yōu)槭裁匆蚰切┥鐣髟浊兀?

休謨認為，答案在于“共識”，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那些社會主宰成功地“制造出了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社會主宰讓人們接受一種“大家必須服從于權力體系”的觀念，這樣人們的行為就受到了約束。休謨指出，這個“奇跡”發(fā)生在所有的社會，無論多野蠻原始或多自由散漫都不例外。

休謨是在第一次民主革命，也就是17世紀中期的英國革命之后進行寫作的。這場革命為我們帶來了讓國王屈居于議會之下的英國憲法。在那個時候，英國議會基本由商人和手工業(yè)作坊主構成。

休謨的好友亞當·斯密曾在書中對那場革命所帶來的影響進行了記錄。在他的名著《國富論》（1776）中，他指出，“如今掌握至高無上權力的商人和手工業(yè)者是人類真正的主宰”。他們通過使用手中的權力確保了對政府的控制、確保了自己的利益受到維護，無論英格蘭人以及受到“歐洲人野蠻不公待遇”的印度人承受多么深重的苦難，他們也沒有改變自己的做法。

大衛(wèi)·休謨像

就在亞當·斯密出版《國富論》的前一年，美國革命爆發(fā)了。大約10年之后，《美國憲法》獲得了通過，這與英國第一次民主革命的情況是非常相似的。兩者都是國王與議會之間的斗爭，美國革命的結局也是“國王”屈居于由地位日益上升的商人和手工業(yè)階級構成的美國議會之下。

不過，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不要忘了還有社會大眾，他們既不想被國王統(tǒng)治也不想被議會統(tǒng)治。那是一個宣傳小冊子滿天飛的時代。四處漂泊的工人和牧師們能夠接觸到最廣大的民眾。他們在小冊子和演講中呼吁，由真正了解民眾需求的美利堅同胞而不是那些只想壓迫老百姓的騎士或彬彬有禮的紳士們來管理這個國家。他們還提出了普及全民醫(yī)療服務、普及全民教育等主張，然而他們最終還是被鎮(zhèn)壓了。

大衛(wèi)·休謨和亞當·斯密都是在英國商人和手工業(yè)者取得勝利之后開始寫作的，那些商人和手工業(yè)者所取得的不僅是對國王的勝利，而且也是對社會大眾的勝利。

正如邁克爾·克拉曼（Michael Klarman）在他撰寫的《制憲者的政變：美國憲法的制定》一書中所指出的，這一切都在《美國憲法》中獲得了體現。美國民眾渴望民主，而那些制憲者（大多是有錢人，其中近一半是奴隸主）卻要防止民主對自己構成威脅，他們的所作所為與英國第一次民主革命中那些自詡“最優(yōu)秀”的人們是極為相似的。

不出幾年，詹姆斯·麥迪遜（美國第四任總統(tǒng)——觀察者網注）就看到了亞當·斯密當年所看到的問題。1791年，他在給好友托馬斯·杰弗遜（美國第三任總統(tǒng)——觀察者網注）的一封信中寫道，他希望建立的民主體系已經崩潰，對此持強烈譴責態(tài)度（他并不主張極端民主，但至少還是要有一些民主的）。當年的股票交易商（也就是今天的金融機構）手中握有太多權力，麥迪遜譴責稱，他們已經成為政府的“工具和暴君”。他們?yōu)檎ぷ鳎麄兺瑫r也控制著政府，他們工作的目的就是為自己攫取利益。

其實，那些問題今天同樣存在。葛蘭西用現代話語解釋了同樣的道理，這世上沒有新鮮事，歷史上許多一模一樣的事情如今又發(fā)生了。所以說，休謨和葛蘭西之間的確是有關聯的。

巴薩米安：下面我們聊一聊知識分子所扮演的角色吧。用葛蘭西的話來說，知識分子分“有機”（organic）和“傳統(tǒng)”（traditional）兩類。后者有時會被貶低為“掌權者的速記員”（stenographers to power）。有人提出了“負責任的知識分子”這一說法，葛蘭西把他們稱作“進行合法化處理的專家”（experts in legitimation）。當然，基辛格對“知識分子”不斷擴大的定義也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