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世界、蘇聯(lián)遺產與對烏軍事行動的性質

伴隨著俄羅斯領導人的“通三統(tǒng)”努力，“俄羅斯世界”理念在2010年前后成為俄羅斯對外政策的指導方針之一。在2014年后俄羅斯領導層進一步推動的“俄羅斯世界”的論述和世界觀中，俄羅斯國家保護的對象不僅僅局限在擁有俄羅斯國籍的俄羅斯公民，而越來越多地訴諸一組更加寬泛、帶有鮮明文化和文明論性質的概念。在這樣的世界觀里，當根據俄羅斯的判斷存在對“俄羅斯人”的威脅，且受威脅對象提出要求幫助的請求時，俄羅斯國家便可以在境外（但可能是“俄羅斯世界”內）使用武裝力量。這也成為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發(fā)動對烏軍事行動的道義正名之一，因為烏克蘭東部兩個俄羅斯族裔為主要居民的“共和國”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向俄羅斯發(fā)出了這樣的保護請求。

2014年克里米亞事件后，俄羅斯還提出了有可能覆蓋整個后蘇聯(lián)空間的一般規(guī)則：只有當周邊國家踐行針對俄羅斯的“友邦關系”政策時，俄羅斯才會承認它們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周邊國家必須充分尊重其國內各種意義上的“俄羅斯人”的政治和文化權利，特別是俄羅斯族裔居民、擁有俄羅斯公民身份的居民和講俄語的居民；周邊國家只能參加俄羅斯主導的歐亞一體化，而不能參加除此以外的軍事和安全一體化進程，尤其不能參與西方主導的一體化進程。

這些我稱為“克里米亞原則”的方針，在這次俄烏沖突中也得以進一步體現和細化。以普京2月21日的長篇演講和2月24日帶有戰(zhàn)爭動員性質的講話為例，二者從三個不同層面論述了發(fā)動“特別軍事行動”的理由。

第一，過去三十年北約五次東擴給俄羅斯帶來了安全威脅，這種不斷積累的威脅已經關乎俄羅斯的生死存亡。

第二，烏克蘭政府在克里米亞事件之后的八年里對烏東地區(qū)的壓迫，限制乃至剝奪了該地區(qū)俄羅斯族裔的文化語言權力和選擇自己政治命運的權力，甚至達到了“種族清洗”的程度。

第三，基輔政權縱容極右翼力量，甚至自身已經蛻變?yōu)榉ㄎ魉拐?，因此俄羅斯開展的“特別軍事行動”是將烏克蘭（人民）從法西斯政權下解放出來的一場“解放戰(zhàn)爭”。

上述三重論述相互關聯(lián)，但是在不同階段被以不同方式調用，強度也有所不同。俄羅斯最初更重視第一層次的論述，試圖援引《聯(lián)合國憲章》第7章第51條規(guī)定的“自衛(wèi)權”，為自己在頓巴斯地區(qū)開展的軍事行動提供國際法依據。2月底以后，第二、三層次的論述明顯逐漸增強，蘇聯(lián)在衛(wèi)國戰(zhàn)爭中對法西斯主義的勝利也因此被頻繁調用。

2022年3月中旬后，俄羅斯軍隊使用的符號除了在這次軍事行動中被迅速推廣的象征勝利的“Z”和“V”字符號之外，還出現了沙俄軍隊旗號、蘇聯(lián)國旗、衛(wèi)國戰(zhàn)爭勝利旗幟和俄羅斯國旗交叉出現的場面；在赫爾松、馬里烏波爾等地區(qū)，俄軍甚至在一些標志性建筑上只升起了蘇聯(lián)的衛(wèi)國戰(zhàn)爭旗幟，而沒有俄羅斯國旗。

對烏軍事行動發(fā)生在蘇聯(lián)解體三十周年紀念日之后不久，這似乎是某種預兆：當年蘇聯(lián)解體作為一場不流血的革命其實一直沒有終結，如今的俄烏沖突可能會以慘烈的方式真正終結這個歷史過程。俄羅斯的“帝國反擊戰(zhàn)”，究竟是將完成俄羅斯和烏克蘭兩個民族國家的重生？還是將導致俄烏雙方進入漫長的“凍結沖突”（frozen conflict），并將烏東兩“共和國”過去八年的局面擴大到整個烏克蘭東部甚至南部？抑或是像白俄羅斯總統(tǒng)盧卡申科近期暗示的那樣，在俄白聯(lián)盟的基礎上再加上南奧塞梯、阿布哈茲、烏東甚至“新俄羅斯”地區(qū)，組成一個新的政治實體？

俄羅斯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市內政部大樓的外墻上出現了“紅旗奶奶”巨幅壁畫

文明論與國際規(guī)則

上述“兩個帝國體系間沖突”的性質，撕裂了人們對于俄羅斯對烏軍事行動的評判。俄羅斯對北約和美國單極行為的批評——比如在普京2月24日宣布軍事行動開始的動員演講中一一列舉的貝爾格萊德（南聯(lián)盟）、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白色粉末事件等——都具備相當的合法性和普遍的說服力。但當面對聯(lián)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俄羅斯違反國際法的批評時，俄羅斯領導人直接援引了科索沃案例，其背后的邏輯只能說是“他們做得的，為什么我做不得”。

如果冷戰(zhàn)后的美國是國王新裝故事中那個自己不穿衣服，還耀武揚威地要別人按他的要求穿衣行事的國王，那俄羅斯就是那個敢于挑破國王裸身現實的小孩，但他反抗的方式是走到國王面前脫下了自己的衣服。對于這種用“憤世嫉俗”來抵抗“偽善”的策略，無論是部分歐美國家試圖推銷的“以規(guī)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還是另一些國家堅持的以國際法和聯(lián)合國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實都不能有效解開其中的困局。

隱含在“克里米亞原則”內部、在這次對烏軍事行動中進一步體現的，則是俄羅斯方面的文明論理念：只有在超越個人甚至民族國家的文明范疇層面，將戰(zhàn)爭理解為俄羅斯文明（或者斯拉夫-東正教-歐亞文明）對西方文明及其代理人（烏克蘭）的生存危機式的自衛(wèi)反擊，才能理解俄羅斯發(fā)動的軍事行動的性質，其正義性才能得到伸張。

“文明/帝國的概念肩負的使命，是反抗由進步主義、科學主義、全球主義、后現代所構建的那個籠罩一切的無所不包的更大的帝國，即便這個更大的帝國是以捍衛(wèi)個人和民族國家概念的面貌出現的。”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對烏的軍事行動未必合“法”，卻被視為合“理”，合乎更高的一種自然律。

截至2022年5月初，當年接受“芬蘭化”政治方案的芬蘭也在試圖擺脫“芬蘭化”的歷史尷尬，正在申請加入北約，對沖突之后烏克蘭進行“芬蘭化”改造是否還是一個可行的政治方案？而之前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口中已經處于“腦死亡”的北約，因為俄烏沖突正經歷回光返照。

基于安理會五常否決權體系的聯(lián)合國體系也在發(fā)生松動。略顯諷刺的是，限制五常否決權的動議雖然由美國推動，但也得到了不少中小國家的支持，該過程背后體現的又恰恰是俄羅斯自己近年來大力推動的“國際關系民主化”。這場作為帝國間沖突的“特別軍事行動”對人類政治生活基本規(guī)則的長時段沖擊，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