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昕、酈菁】

“市民社會”理論在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社會新自由主義—保守主義范式制度化推動下經歷了全球復興，而蘇聯東歐地區(qū)轉型國家是該進程的重要源頭之一。對于蘇東語境下“市民社會”的考察，以及背后反映出“國家—社會”關系的變遷也是總結對于三十年蘇東轉型總體經驗的一個重要角度。

一、市民社會理論的兩大傳統

市民社會理論本身有兩大理論傳統，其一認為市民社會應獨立于政治社會，這源自洛克“社會先于國家”的“信托說”。而另一個重要的潛流是孟德斯鳩，后者認為市民社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形成了一個非政治的社會領域，而在于促成政治體系權力多元化的基礎。

然而，在新自由主義時代的美國學界和政界，僅僅前一種理論傳統被普遍調用。在這種新話語中，市民社會成為了國家威權的對抗者。轉型后的蘇東國家也被迅速織入這一話語，成為市民社會反抗威權國家的典型。

二、新興社會組織的“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

轉型前期，東歐的新興社會組織普遍經歷政治化；轉型之后的最初階段，其中頗有一部分組織和運動領袖掌握了國家政權，或至少是進入了制度化的政治社會。然而，轉型成功后，掌握政權的精英、西方國際組織和主要的霸權國家并不愿意轉型期市民社會的激進政治和草根參與得以延續(xù)。他們達成的新共識恰是“去激進化”“去政治化”，因為民粹主義的不可控性無法用理性計算的治理框架輕易馴服，也無助于建構新自由主義經濟范式和緊縮改革方案。因此，政治斗爭的焦點必然從轉型經濟正義與社會保障轉向形式化的個人權利，而政治的中介力量也自然從社運活動家轉向經濟學家、憲政專家和技術官僚。

如此，“去政治化”的新圖景改變了蘇東市民社會初期發(fā)展的社會基礎。一些成功轉型為政黨的組織，必然會因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的不同要求而嚴重分裂。早在圓桌會議之前，團結工會領袖萊赫·瓦文薩并不希望該組織成為執(zhí)政黨，而另一名團結工會早年的女性領袖安娜·瓦連季諾維奇甚至比瓦文薩更加反對政黨化，希望保持組織的工會性質，還嚴厲批評了瓦文薩的態(tài)度不夠堅定。

從第一次執(zhí)政開始，團結工會內部知識分子精英控制了政府，而基層工人活動家則控制了議會。前者基本拋棄了早期工會的社會網絡，而后者時常發(fā)動市民社會罷工和各種形式的社會運動，以保護轉型政策中工人的權利。持續(xù)的分裂使得團結工會在新世紀之后徹底退出政治舞臺和公共空間。

在某些情況下，轉型后的市民社會還與政治社會發(fā)生了激烈對抗，出現了“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的現象。羅馬尼亞日烏河谷煤田區(qū)的“羅馬尼亞礦工工會”與團結工會等組織不盡相同，一直堅持政治化原則，即使轉型后也沒有放棄激進的游行抗議，甚至還卷入了很多暴力事件。但因為與左右翼政府都缺乏妥善溝通與協商的制度化渠道，也不得不接受煤礦關閉、組織式微的局面。

波蘭團結工會

三、西方精英和本土精英合謀的政治后果

與“去政治化”和“再政治化”之間的鐘擺運動并行的，是東歐市民社會參與率的大幅下降，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之間無法達成相對穩(wěn)定的權力關系。兩者之間缺乏孟德斯鳩意義上的相互溝通、相互滲透的制度渠道。這也恰是因為新近建構的民主制度某種程度上是西方精英與本土精英的一種合謀，把自由民主之外的政治方案都排除在外，也把市民社會的各種政治能量和訴求，比如大眾參與的訴求、對于社會福利的期待、保守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以反激進、反民粹的名義，壓制在正式政治場域之外。然而這種政治能量不會憑空消失，只會使市民社會在內爆與對政治的冷漠之間徘徊，很難找到平衡點。

在“國家-社會”關系的爭論之外，市民社會理論另一重要觀點強調其自發(fā)性、“自愿結社主義”以達至社會團結。但在現實中，在自由民主的轉型道路取得主導地位之后，歐美的基金會為蘇東地區(qū)的社會組織提供了資金和人員援助，作為其外交政策和和所謂“民主推進”的重要組成部分。

其中，由美國政府資助的“國家民主基金會”對東歐的援助尤其多。在1989-1994年間，該機構每年在東歐的投入大約達到了3.6億美元。歐盟提供資金的“法爾計劃”（旨在援助位于中歐和東歐的申請國，協助其加入歐盟的準備工作，其中也包括了對這些國家市民社會領域、各種社會組織的資助。2000年之后，歐盟也將“市民社會”引入自己針對部分前蘇聯國家推行的“東部伙伴關系”計劃），實質上把這些國家內部市民社會的發(fā)育和這些國家加入歐盟的前景聯系起來。

市民社會組織職業(yè)化問題帶來了人員構成、訓練和組織結構的變化。受外部資源培育而崛起的這些組織的本土管理者很快成為了一批擁有國際資源的當地精英。他們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接受的培訓并不強調在基層社區(qū)內尋找籌款機會，更多是學習如何在國外捐助者要求的規(guī)格體系內填寫申請、召開有效的新聞發(fā)布會、如何游說本國的議會等內容，但對于如何與基層社區(qū)聯系，動員基層民眾支持則少有涉及。這類培訓達到的目標更多是組織自身發(fā)展的機會與個人職業(yè)經歷的完善。這個職業(yè)階層懸浮于民族國家政治與其社會網絡之外，從而只有“治理”，而無政治，而市民社會的運營者與管理者也更多成為新興的全球中產階級職業(yè)群體的一分子。

外來資金的牽制也是市民社會無法本土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多數的市民社會援助項目成為地方精英爭食的對象，新興的社會組織也更為關注出資方的選擇與考核標準，并在實踐議題上向其考核標準靠攏，而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發(fā)展當地成員，或者回應當地社會的需求，開辟本土的資金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