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如何，中華文化西來說都是20世紀早期中國上古史研究難以繞過的話題。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on）通過比較仰韶遺址出土的彩陶和中亞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安諾文化彩陶和烏克蘭的特里波列文化彩陶后，認為中國陶器的制作技術是從中亞傳入的，因此中國文化也有可能是從中亞傳入的。這種觀點進一步促進了國內外學者對西來說的討論。

當然后來梁思永發(fā)現(xiàn)了河南安陽的后崗三疊層，證明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與商朝文化一脈相承，未受外界的根本性影響。安特生也承認了這一點，同時表示自己對仰韶文化的斷代有誤，技術上的借鑒也不能代表文明的來源。此后，安特生本人也不再堅持中國文化西來說。

面對中華文明這樣一個“異域文明”，有著自身文化傳統(tǒng)的西方學者一開始必然會使用比較的眼光，關注中華文明與其他文明的異同。在歐洲漢學界，“西來說”僅僅是學術海洋中的一朵小浪花，從來就沒有形成一股潮流，但被介紹到東亞之后，卻在學界引起了極大關注。清末的知識分子積極呼應，其實都有政治的取舍。直到新的考古證據(jù)出現(xiàn)，才最后銷聲匿跡。

中原中心論被打破

“西來論”被破除后，“中原中心論”的觀點一直主導著中國本土的歷史學研究。隨著三星堆等考古遺址的發(fā)掘，尤其是疑古派代表顧頡剛發(fā)表《古代巴蜀文化與中原的關系說及其批判》一文后，固有的“巴蜀出于黃帝說”的觀點受到挑戰(zhàn)，中華文明多源起源的觀點也日漸浮現(xiàn)。建國后，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三星堆的大規(guī)模發(fā)掘。這次發(fā)掘，使得“中華文明多源起源”的觀點獲得了更多的市場。

而最近這些年，絲綢之路考古研究也大大推進了學者關于早期文明的認識，以往學界認為，中西文明交流的絲綢之路由中國長安出發(fā)，西經(jīng)河西走廊進入西域和中亞,最后抵達歐洲的羅馬。最近，學界又發(fā)現(xiàn)除此之外還存在“草原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不僅如此，通過三星堆遺址的發(fā)掘，以及四川其他地區(qū)考古歷史文化的研究，學者們發(fā)現(xiàn)中國古代可能還有一條從四川成都，經(jīng)云南大理、保山、德宏進入緬甸，再通往印度的重要交通線，被稱之為西南陸地的“絲綢之路”，這種新的中西文明交流路徑也進一步吸引了中外學者的關注。大家形成的初步共識是，可以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解釋三星堆遺址中的“異域”色彩。

到了20世紀90年代，西方學者也開始接受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觀念，中華文明西來說已經(jīng)無人問津了。著名學者史蒂文·塞奇（Steven F. Sage）在對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進行了全面研究后，認為三星堆青銅器的制作與同時代的商朝屬于同一個傳統(tǒng)。

而上文提及的著名考古學家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則將四川成都金沙遺址和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器物與中國其他地區(qū)的考古發(fā)現(xiàn)進行比較，認為三星堆文化與新石器時代和青銅時代早期的中原地區(qū)文化存在重要聯(lián)系，并表明青銅時代的四川在東亞大陸的文化交往中絕非孤立的。

1980年秋，北大1977、1978級考古專業(yè)同學于山東諸城實習集體合影（最后排樹前左側為羅泰），圖自澎湃新聞。

異域之眼之所以格外關注三星堆奇異的凸目，關鍵還是在于對中華文明起源的關注。一定意義上，這也是中外考古學界彼此良性互動、交流的表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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