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女方市場下的婚姻競爭：“現(xiàn)在農村男多女少，一個女孩十幾個人家爭著看，那不就是誰給的多，誰有機會！”

受計劃生育制度影響，在江西生男偏好下，江西婚齡男女比例失衡情況較嚴重，農村地區(qū)情況尤為顯著。根據《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21》數據顯示，江西鄉(xiāng)村人口性別比為100:110.04。筆者老家所在的村小組，30歲以上還沒有結婚的男性差不多有40個，這些男性的家人到處奔走為他們說親，面對男多女少的婚姻市場，這些學歷、工作、家庭經濟條件一般的男性，不得不通過彩禮展開婚姻競爭。

2021年初，筆者一位遠親相親相中了一個女孩，兩人頗有好感，但女方家庭彩禮要28.8萬，綜合算下來定親要花將近50萬，男方家庭最多只能拿出40萬，因此希望和女方商量一下把彩禮金額降低。然而這邊剛讓媒人去說，女方那邊就告知已經有人愿意出38.8萬彩禮，和另一家談成了，那位表親因此錯失了結婚機會，至今仍然沒能結婚，一直很后悔。

這個案例有意思的是，38.8萬的彩禮報價是另一個家庭為了贏得與筆者表親的競爭而主動加碼，事實上兩者家庭條件相當，其彩禮遠遠超出了該家庭承受能力，是通過向親友借錢支付的。而訂婚之后，這對小新人一起外出務工，很快生育一子，雙方情感和睦，男方也向女孩全盤托出家庭借錢付彩禮的實情，女孩也通情達理，拿出部分彩禮還上了借款，可謂皆大歡喜。得知這一情況的表親更是后悔不已，“早知道當初就借錢答應了，現(xiàn)在結婚這么困難，先結婚比什么都重要！”

男多女少的人口性別比造成了婚姻市場中的女方市場，提高了女方議價能力，為了獲取婚姻機會，男方家庭不得不迎合女方要價。而在要價遠遠超出男方家庭支付能力的情況下，男方家庭也有一些折中應對方式，譬如借錢支付然后由小夫妻自己償還，或者用分批支付的方式，待生米煮成熟飯，夫妻關系穩(wěn)定后再將這部分未支付的彩禮賴掉。這種做法雖然能夠盡快締結婚姻，但也無形中抬高了彩禮金額，同時為夫妻關系埋下隱患，婚后圍繞彩禮糾紛可能成為婚禮破裂的導火索。

3、高價彩禮的展演與攀比：“不多要些彩禮，怎么表現(xiàn)我女兒被看重呢？”

作為男方向女方所納聘財，彩禮具有展演性質。從女方家庭視角而言，彩禮展示了男方在婚姻關系中對女方的重視，也彰顯著男方家庭財力，因此高額彩禮成為熟人社會中攀比的一環(huán)。

江西近年來狂飆的彩禮金額，深受村莊熟人社會攀比風氣的推波助瀾，其中抖音、快手等短視頻平臺起到了極強的傳播效應。一旦一個地區(qū)出現(xiàn)高額彩禮案例，往往推高整個區(qū)域的彩禮金額。而出于面子競爭需求，許多家庭將抬高彩禮要價當作一種攀比手段。哪家嫁女要到高價彩禮，一打開抖音同城，隨便搜索便能看到某家兒女定親桌子上碼得整整齊齊的人民幣的炫耀視頻，無形中抬高了民眾對彩禮金額的預期。一位母親在談及對女兒彩禮預期時這樣表示：“今年某家嫁女彩禮給了28.8萬，我女兒比那個女孩條件還好些，肯定不能低于這個數，要不然顯得我女兒不被看重，被人笑話！”

在這樣的攀比過程中，女性被極端物化，學歷、身高、長相等等外部條件都成為彩禮議價的依據。研究生學歷的姑娘彩禮得比本科生高，本科生又得高于專科生，若是村里誰家高學歷的女孩彩禮還沒輟學務工的高，就容易遭受非議：“辛辛苦苦供女孩讀書那么多年，怎么還比不上沒讀書的？！該不會女孩本身有什么問題吧？”因此，嫁女的家庭爭先攀比，互不落后。這種情況下，老家的彩禮在近10年間不斷攀升，從2015年前后的8萬左右漲到現(xiàn)在的18.8萬起步。

除上述3個原因之外，彩禮金額的上升也與城鎮(zhèn)化下青年一代家庭發(fā)展壓力上升密切相關。

一般情況下，高額彩禮會用于小家庭建設，在當代青年對于城市生活的向往和對個體優(yōu)渥生活的追求，以及農村青年自身積累能力較弱的情況下，為爭取女兒婚后生活的保障，女方家庭有抬高女兒彩禮、要求男方支付更高婚姻成本的動機。彩禮的“鄉(xiāng)高城低”由此而來：越是農村家庭，要的彩禮往往越高，而城市經濟條件優(yōu)渥的家庭，彩禮往往不會很高。

女方家庭的高議價，則在85-95這受計劃生育政策影響最大的一代人口性別比導致的縣域婚姻市場的性別擠壓中，成為男方家庭為實現(xiàn)婚姻締結不得不支付的成本。由此，彩禮的狂飆便開始了。

然而，這種超出控制的狂飆，已經成為新的社會矛盾導火索，近年來高價彩禮引發(fā)的糾紛乃至惡性事件屢見不鮮，彩禮原本所具備的保障功能也越來越被負面效應所取代。面對這種情況，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重點工作的意見》發(fā)布，就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明確要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

江西不少地方也開展了整治工作，譬如撫州發(fā)布了一系列農村彩禮治理的細則，如規(guī)定彩禮不能超過具體地區(qū)村民人均年收入的三倍；在村莊設置道德紅黑榜，如果某戶出現(xiàn)高彩禮情況，就會將其寫到黑榜上，而像選擇零彩禮這樣的行為，就會放在紅榜進行宣傳表揚。筆者家鄉(xiāng)也開展了“零彩禮”集體婚禮等活動宣傳，但從民眾反應來看，基本是拋媚眼給瞎子看——沒用。

就筆者看來，面對結構性婚姻競爭，單純依靠移風易俗的柔性宣傳很難有效遏制天價彩禮，彩禮整治工作任重而道遠。

（本文首發(fā)于騰訊新聞@新鄉(xiāng)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