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從白話文開始，白話文的推廣從標點符號開始?！熬渥x之不知”似乎比“惑之不解”更低級。但是，當胡適等人試圖引入現(xiàn)代標點符號來解決這個初級問題，竟然遭到那樣強烈的抵觸：“秤鉤（指問號）也能入文嗎？”

白話文革命的最根本動機和最深遠影響在于達到“言文一致”的效果。所謂言文一致，簡單說來，就是書面語言和口頭表達一致。晚清的黃遵憲說“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胡適說“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人們常常用“說一套做一套”“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來描繪人的言行分離。在新文化運動之前，人們的言行分離之間還有一個過渡狀態(tài)，就是言文分離。說的是一套，寫的另一套；日常語言是一套，文化積淀又是一套。

“言文一致”有助于消除言說經過文字最終過渡到行為的中間環(huán)節(jié)。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的并軌，當然是前者對后者的兼容并包、雅俗共賞，讓文學飛入尋常百姓家，不離乎人倫日用。由此，從文學革命而至倫理革命，再由倫理革命發(fā)展到五四時期的政治革命。五四青年們的街頭演說，一定不會是大臣們的奏折體，也不大可能是西游水滸紅樓體，而只能是一種更徹底的平民話語體系。只有這種言文一致的文體能夠發(fā)揮出政治動員的巨大能量。

大俗之中蘊含著大雅。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非要表達出某種民粹主義的腔調，那未免做作，也淪為鄉(xiāng)愿。然而雅俗之間，確實存在著某種通道。詩三百篇不過是時人口耳相傳的歌謠，傳至今日已被人們奉為大雅，正所謂“思無邪”；詩為正統(tǒng)時，詞體被認為是輕佻浮躁，太過世俗，陸放翁生逢詩詞相交之際，詩有九千首，詞卻不多，不過是用作世俗消遣；待后人將詞奉入廟堂，民間的曲又成為世俗的代表；再后來是小說，然后是白話小說，到今日白話小說也已登上大雅之堂了。這雅俗之辨，實在是亙古不絕，綿綿不斷。

為了推廣白話文，當年胡適曾與古文派在詩歌層面上“斗法”。相對溫和的保守派文學團體“南社”并不反對在小說和演講中使用白話，但堅持認為詩歌是個例外，因為詩歌是“文學的高級形式”。胡適偏不信這個邪，閑來無事寫了不少白話打油詩作，這些當時的舊派文人以為俗不可耐的作品有不少膾炙人口流傳至今，其中就包括上世紀70年代的臺灣流行歌曲《蘭花草》。

我們完全無須抬高這些年不斷出現(xiàn)的某些現(xiàn)象級平民文人，他們的文風之所以讓人眼前一亮，并非有多么的清奇超凡。恰恰相反，這些“新風氣”正合于陳獨秀1917年在《新青年》雜志為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搖旗吶喊時，所撰的《文學革命論》中那幾句標志性口號：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文學革命論》，《新青年》1917第2卷第6期，第1-5頁）

白話文的推廣固然有新文化運動先鋒們沖鋒陷陣、左沖右突的功績，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制度背景則是數(shù)量龐大的“閱讀受眾”群體被批量化地生產出來了。各類新式學堂層出不窮，培養(yǎng)出大量現(xiàn)代知識階層，他們具有一定的購買力和閱讀理解能力，是有錢有閑的市民階層。

在當時的脈絡中，農村被視為文化荒漠，沒有哪家媒體是旨在為農民提供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今天則不同了。文盲幾乎不存在了，文化傳播的載體也一躍進入智能化、數(shù)字化階段。技術進步貌似讓世界變得更“平”、也給城鄉(xiāng)設置同樣的文化議程。因而，掌握了先進的文化手段和工具的農民，也可以在今天寫出動人心弦的文字。

問題在于，為什么我們今天熱捧的很多平民文人，不過是做到了“我口道我心，我手寫我口”這樣的最基本要求，平實記述自己生活，居然就被大家如獲至寶一般孜孜以求、推崇備至？難道說，一百年來，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的成果遭到蠶食，以至于我們對這類返璞歸真的文字感到新鮮、稀罕起來？抑或是，今天很多專“以文字為生”者，偏離這些基本要求太過遙遠，以至于回歸到“言文一致”、說真話、講人話，似乎又成了一個很高的標準？再或者是，我們使用白話文一百年之后，又“增生”出某種文化的“贅疣”（官話、套話、空話、大話），以至于一些樸素的文字撲面而來時，有一種久違的感動，進而視如珍寶？

另一個大問題是，今天的閱讀環(huán)境和氛圍，在表面繁盛之下，也有著迥異于以往的亂象，這很像波茲曼對奧威爾和赫胥黎的比較：也許今天更值得我們擔憂的，是那種淹沒在一地雞毛下的生活瑣事、汪洋大海的信息浪潮之中的精神文化需求。

白話文運動一經開啟，其潛移默化的再造國民認同之功業(yè)，就堅定不可動搖了。

顧頡剛說：

“白話文本極自由，不像文言文有許多格律，有習慣使用的一套話，因而向不入文的各種社會情態(tài)以及個人情感，都有了發(fā)泄和記載的機會。為了表示出社會的黑暗面，就此激起一般人改造社會的熱忱，五四運動即與文化運動結了不解之緣。”

（顧頡剛：《我對于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他在1942年寫此文時，業(yè)已關注到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的平民教育運動、梁漱溟在山東鄒平的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并由此談及自己在“長城抗戰(zhàn)”（七七事變）后與一二同仁大辦雜志，發(fā)行量竟也在短短五六年間破五千萬冊。凡此種種，都是直接間接受到五四運動的影響，擔負起文化改造的歷史使命。

1942年，正是日寇大兵壓境、席卷三分之一個中國的危急存亡之秋，其情其景較之五四的“外爭國權”更為惡劣。這種緊迫感之下，顧頡剛也在此文中間接談及自己在1939年提出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學術判斷和政治建言。其問題意識的內在源頭也在于對五四運動另一個重要意義的認知，那就是加速了中國民眾的民族國家觀念的形成。他講到：

“我在這十余年中，時常到農村去，也時常到邊疆去，目擊耳聞，使我心頭起了許多的悲傷和苦悶。例如，我們住在城市的人，大家知道自己是中國人，這是毫不成問題的，如果說成為問題那是太可笑了。但是到農村里去，他們就很有些人只知道自己是某一村人而不曉得他的國籍，還有年紀大些的只知道自己是大清國的人。至于邊疆地方，宗教既活躍，政教又合一，他們往往只知道自己是某一寺院的人，仿佛這個國家乃是內地同胞所專有的。更有甚者，外國傳教士到了我們的邊疆，他們用種種手段獲得當?shù)厝嗣竦臍g心，知道他們與內地大隔絕，就造出各式各樣的分化輿論來，當?shù)厝嗣袷芰怂麄兊穆樽恚谷幌嘈潘约翰皇侵袊?，而是別一國的人。舉此一端，可窺其余?！?

（顧頡剛：《我對于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又言：

“這種情形，教人看了如何不提心吊膽！謝天謝地，抗日戰(zhàn)爭激發(fā)了每一角落里的人們的心，他們會知道日本人正在攻打我們中國，也知道我們中國正在抵抗日本人的攻打。有了這一點簡單的啟示，國家民族的觀念即已播下了種子。”

（顧頡剛：《我對于五四運動的感想》，《世界學生》1942年第1卷第5期，第4-7頁）

2011年，央視播出了李幼斌主演的一部電視劇《中國地》。該劇講述了“九一八”事變后，今遼寧省朝陽市清風嶺地區(qū)的老漢“趙老嘎”，帶領全家、全村以及后來投奔而來的人民，浴血奮戰(zhàn)，后來在中共的關注和支持下，固守清風嶺堅持14年之久未讓日軍占領的抗日傳奇故事。這部劇非常真實地再現(xiàn)了一群邊遠山區(qū)的普通農民，如何在對外抗爭的過程中逐漸形成民族國家觀念的過程。他們從張作霖時代直至日據(jù)時期，始終是占山為王的“土皇帝”心態(tài)，皇權不下縣，山高皇帝遠，管他誰當政，地是自家的地，哪是什么“中國地”，只要你外部力量不“反客為主”，他就始終跟你虛與委蛇、相安無事。這種心態(tài)，與魯迅筆下那些靜觀同胞被砍頭的“看客”并沒有多大區(qū)別。是斗爭、戰(zhàn)爭教育了群眾，也是教育、文化改變了觀念，“中國地”的同仇敵愾、萬眾一心的動員力才能深深扎根。

《中國地》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