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子政】

1月13日臺灣地區(qū)選舉的結果公布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向當選者賴清德發(fā)出了一封簡短但頗有深意的賀電。雖然再次用嚴格標準化的語句重申了美臺“非官方關系”與美方的“一個中國”政策保持一致，并以《臺灣關系法》、中美三個聯(lián)合公報和美對臺“六項保證”為指南，但是中方仍然指出這份聲明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lián)合公報，嚴重違背美方所作的“僅與臺灣地區(qū)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系”的政治承諾，向“臺獨”分裂勢力發(fā)出嚴重錯誤信號。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與布林肯的聲明相呼應，美國拜登總統(tǒng)隨后在回答關于臺灣地區(qū)選舉結果的編輯提問時，只說了一句話：“我們不支持（臺灣）獨立”。這一表態(tài)，也與拜登2022年11月在巴厘島中美峰會中做出的、并在一年后舊金山中美峰會上再次重申的“五點承諾”相一致，即：美國不尋求新冷戰(zhàn)，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系反對中國，不支持“臺灣獨立”，無意同中國發(fā)生沖突。

表面上看，這是圍繞一個中國原則“模糊性”而展開的又一次文字游戲，并無新意。回顧歷史，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以來的50余年里，中國政府“一個中國原則”中固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這一含義得到了普遍認同，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臺灣擁有完全主權這一含義，卻一直都被模糊處理甚至被故意挑戰(zhàn)，其中的操弄空間也隨著國際形勢和中美關系的變化而時大時小。

但是，自7年前開始，隨著美國大幅度改變其國家安全戰(zhàn)略和國防戰(zhàn)略，史無前例地將中國確定為對于美國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和頭號競爭對手，臺灣問題也隨之具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含義。自拜登政府任期以來，美國全球戰(zhàn)略調整步伐明顯加快，構建新的世界帝國的戰(zhàn)略計劃日益清晰，臺灣問題也被深入結合到其帝國計劃當中并有了新的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同樣是關于“一個中國原則”的標準化表述，在特朗普和拜登這兩位總統(tǒng)口中，已經不再是過去的意思了，已經大大有別于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等各個時期了。畢竟，將中國列為美國的頭號對手和主要威脅并通過國家安全戰(zhàn)略和國防戰(zhàn)略轉型進行全面應對，已經是一個被連續(xù)兩屆美國總統(tǒng)確定下來的重大現實，不可能被隨口說出的幾個重申或承諾所改變。圍繞“一個中國原則”固有“模糊性”所展開的文字游戲，即使仍將繼續(xù)下去，也越來越沒有實際價值了。

因此，有必要通過深入分析拜登政府構建新的世界帝國的戰(zhàn)略計劃（以下簡稱帝國計劃），理解臺灣問題在這一計劃中的新含義。

拜登政府正在構建新的世界帝國戰(zhàn)略計劃

一、帝國計劃起源于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的大轉型

帝國計劃是拜登團隊的杰作，但該計劃的起源，卻是特朗普推動的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大轉型。

2017年12月，也就是特朗普主政11個月后，白宮發(fā)布了新版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與2015年2月那一版《國家安全戰(zhàn)略》相對照，涉華部分的表述有了明顯不同，兩年前是“我們與中國的合作范圍是前所未有的，盡管我們仍然對中國的軍事現代化進程保持警惕，而且我們反對在解決領土爭端中進行恐嚇的任何做法。”新版是“中國和俄羅斯挑戰(zhàn)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試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边@一個修改意味著，經過了長達幾十年圍繞中美關系定位的反反復復，中國終于不再是美國的戰(zhàn)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終于被確定為戰(zhàn)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

在特朗普四年任期內，以2017年版白宮《國家安全戰(zhàn)略》和緊隨其后的五角大樓《美國國防戰(zhàn)略》（US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為指南，在此后直到2019年11月的兩年時間里，陸續(xù)又有國家安全委員會發(fā)布的美國《印度-太平洋戰(zhàn)略框架》（US Strategic Framework for the Indo-Pacific，2018年2月）、國會通過并由總統(tǒng)簽署的《美國亞洲再保證倡議法案》（US Asia Reassurance Initiative Act，2018年12月）和美國國務院的《印度-太平洋戰(zhàn)略報告》（US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2019年6月）等多個帶有很強針對性的戰(zhàn)略文件出臺。

至此，可以說，美國對華政策爭論中主張遏制和對抗的一派（遏制派），最終取得了自中美關系正?；詠砜涨暗拇髣伲鲝埻ㄟ^與中國接觸并將其納入國際機構和全球貿易使其成為“良善行為者”（benign actors）和“值得信賴的伙伴”（trustworthy partners）的一派（接觸派）聲音大減?？紤]到遏制派關于中國威脅的觀點和論據由來已久且一致性很強，可以預計，這一套言論演化成“自我實現的預言”的可能性也隨之大增。

2021年拜登接替特朗普主政白宮，新政府大范圍推翻了前任政府的各項政策，但是卻保持了對于這個戰(zhàn)略大轉型的繼續(xù)推動。其說辭有二：其一，盡管上述戰(zhàn)略文件是在特朗普任期內出臺的，但并非特朗普及其同僚的工作成績，背后其實是美國政府中一群政策制定方面的專業(yè)人士努力推進的一個連貫的議程，其結果被認為是“整個美國政府處理與中國之間戰(zhàn)略競爭的藍圖的開始”；其二，雖然這些文件勾畫出了清晰的戰(zhàn)略，但特朗普并非是一個合格領導人，美國國家機器中最重要的幾個戰(zhàn)略部門，如中央情報局、國務院和五角大樓等，都不情愿配合特朗普的工作，這一戰(zhàn)略的貫徹執(zhí)行只能由拜登政府來領導。

在對抗中國這件事情上，特朗普和拜登一脈相承

就這樣，盡管拜登本人直到2019年之前都不是一個對華鷹派，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轉型還是在特朗普與拜登兩個任期之間完成了一個繼承。2021年初拜登開始其任期后，搭建了一個主要由對華鷹派人物組成的幕僚班子，包括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國家安全委員會印太事務協(xié)調員坎貝爾、中國事務協(xié)調員杜如松等。正是在這些人的大力協(xié)助下，很順理成章地接過了這一普遍認為不能指望特朗普來完成的任務，并以一種顯著區(qū)別于特朗普團隊的方式加速推進戰(zhàn)略轉型。

2021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了《戰(zhàn)略競爭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利用其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技術和意識形態(tài)力量，成為美國一個戰(zhàn)略性的、緊逼性的、全球性的（a strategic, near-peer, global）競爭對手”，并責成拜登政府確保美國及其盟國“通過航行自由和商業(yè)自由流動等方式，不受限制地往來（印度-太平洋）地區(qū)，并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既不能支配該地區(qū)，也不能脅迫位于這一地區(qū)的鄰國?！?

一年之后，拜登政府發(fā)布了它自己的白宮《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中將中國的威脅描述為“中國是唯一一個既有意重塑國際秩序，又擁有日益強大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的競爭對手。北京雄心勃勃地在印太地區(qū)擴大勢力范圍，并成為世界的領導力量?！盵1]而同月晚些時候發(fā)布的2022年五角大樓《美國國防戰(zhàn)略》中則明確表示，“（該報告）指示國防部采取緊急行動，維持和加強美國的威懾力，并將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本部門的主要挑戰(zhàn)。”

拜登團隊認為，由于特朗普肆意破壞美國與盟友的關系，毫無章法地發(fā)動貿易戰(zhàn)，危險地支持右翼極端主義勢力，頻頻導致國內政治的不穩(wěn)定甚至觸發(fā)了“國內恐怖主義”，不僅削弱了美國對抗中國的能力，而且事實上進一步為中國擴大影響力創(chuàng)造了機會。因此，他的團隊必須在這幾個方面大大改變前任的做法，減少其中的自相矛盾和不確定性，更加有力地推進與中國進行全面對抗的戰(zhàn)略。所以，無論拜登這三年多的任期與特朗普四年任期在其它方面的差別有多么大，但在對抗中國并讓美國為可能的沖突做好準備這個大目標上，拜登實際上是在多個重要方面進一步鞏固了原計劃。

正是連續(xù)兩屆美國總統(tǒng)接力式的推動，美國終于完成了這個被《經濟學人》稱之為的“自尼克松訪華五十年來美國外交政策最具戲劇性的突破”。由于無論是在美國歷史上還是在中國歷史上這都是第一次，到目前為止，其中所包含的重大戰(zhàn)略含義尚未全部展現出來。但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中方近年來反復強調中國的發(fā)展“面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huán)境和不確定性”，而導致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美方這個戰(zhàn)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