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就是很多人反思美國的問題，乃至西方國家治理能力的問題。坦率地說，西方總算有人開始跳出這么多年西方主流社會長期堅持的所謂“民主還是專制”這一分析框架，來討論國家治理能力的問題。我們知道，西方迄今為止的主流觀點還是世界上只有兩類國家，要么是西方民主制度，要么是專制制度，民主制度是好的，專制制度是壞的。我長期堅持和論證一個觀點，就是世界上的國家如果一定只能分為兩大類的話，不能是所謂民主還是專制，而只能是良政還是劣政，英文是Good governance或Bad governance 。這是一個范式轉換，現在看來我的這個觀點經受住了時間的檢驗。

疫情暴發(fā)后，這個觀點在國際上顯然得到了更多的認同。比方說，3月17日，美國《世界郵報》主編加德爾斯就撰文反思西方為什么應對疫情乏力，他坦承應該接受張維為教授提出的，世界的分歧不再是民主還是專制，而應該是良政還是劣政。

我的這個觀點，某種意義上是對西方學界做的一個策略性的讓步，主要是民主這個概念早就被西方“注冊”了，以至于你一討論民主就容易落入他們的范疇，陷于被動境地。所以我干脆說，如果民主只能是西方定義的“多黨制+普選制”，那我們討論民主就沒有多少意義了，讓我們換一個范式吧，我們討論國家治理的好壞。這次全球疫情防控再次證明了這一點，這么多西方民主國家無法實現良政善治，一個個潰敗下來。

六年前，也就是2014年時，英國出版了一本名為《第四次革命》的書，作者是時任《經濟學人》雜志總編的John Micklethwalt（約翰·米可斯維特）和該雜志的專欄作家Adnan Wooldridge（亞德里安·伍爾德里奇)。他們談的不是第四次工業(yè)革命，而是第四次政府革命，這本書的序言就是從介紹上海浦東干部學院開始的。兩位作者說，曾經創(chuàng)造了科舉制度的中國，今天正在定期培訓自己的政治精英，目的是實現更好的國家治理。他們認為西方國家應該警覺起來，解決自己民主機制和治理失靈的問題，也來一場政府能力建設的革命。

今天目睹美國等西方主要國家應對疫情的潰敗，這兩位資深的媒體人在彭博社的網頁上發(fā)表了一篇長文，標題是“疫情應該讓西方醒悟過來”。他們說，美國建立在三權分立基礎上的復雜的國家機器，在黨派政治的綁架下已接近癱瘓。一方面共和黨拒絕增稅，一美分也不能增，另一方面民主黨則拒絕削減政府補貼，一美分也不能減。與此同時，既得利益集團已經把他們的手伸到了每一塊能觸及的蛋糕上，這一切的結果就是美國政府治理的全面崩潰。

最近有意思的是，連“歷史終結論”的作者福山先生竟然也表示，這次疫情說明民主體制還是專制體制，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國家能力，特別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他在接受法國《觀點》雜志采訪時展開了這個觀點，當然他還是把美國的潰敗歸咎于特朗普總統，認為“我們絕不能相信像特朗普這樣的總統。在他當選之前，這個罔顧事實真相，并且自戀無知的跳梁小丑已經使我們十分擔憂了，但是真正考驗這類領導人的是我們正在經歷這場危機的時候，他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機所必須的團結和集體信任。”

讀到福山先生這番話，我是挺有感觸的，因為9年前我們在上海辯論中國模式時，他主動挑起了中國要解決所謂的“壞皇帝問題”，我說中國已經通過體制改革解決了這個問題，我擔心的不是所謂的“壞皇帝問題”，而是美國的“小布什問題”。我當時這樣說的，我們這個制度可能也有缺陷，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不大可能選出像美國小布什總統這么低能的領導人；美國這種體制再這樣發(fā)展下去，今后選出的人可能還不如小布什，美國是個超級大國，其政策影響到全世界，所以問責制應成為很大的問題。所以，我倒想請您解釋一下，如何解決美國的“小布什問題”，八年時間在現代社會是不得了的，小布什八年治國無方，美國國運就直線下降，再來一個八年美國也賠不起。

但當時福山對西方民主制度還是相當自信的，他認為任何決策者都可能犯錯誤，但這不是關鍵，關鍵是要有“可持續(xù)的明確的制度，比如說制衡制度。我想法治和民主制度能夠維系我們現在一些好的現實條件，讓它能夠跨代傳承”。經過這場疫情，我覺得福山似乎不那么自信了。不少朋友把他這個訪談轉發(fā)給我，說福山是不是在轉述你的觀點。福山在這次采訪中專門提到他的擔心：“如果在發(fā)生了這么多事情之后，特朗普仍然能夠在11月連任的話，那么美國人的問題就真的很嚴重了。當然如果是別人當選，那我們就可以將此作為重要的教訓銘記在心”。

第四點，西方許多人也在思考：美國走衰而中國走強，西方怎么辦？這些日子，西方學者普遍談論美國走衰的問題和中國走強的問題。讓我繼續(xù)引用剛才提到Micklethwalt和Wooldridge的論述，他們是這樣說的：“毫無疑問，西方正面臨二戰(zhàn)結束以來最為嚴重的一場危機?！边@樣說不僅因為新冠疫情對西方社會造成了十分嚴重的破壞，更因為在這次疫情中，美國實力下降、中國實力上升的現實已被暴露無遺。如今一個地緣政治大問題已經擺在全世界的面前，西方是否還能夠像歷史上多次做到的那樣，勇于面對挑戰(zhàn)、對政府治理理論重新展開思考，把這個思考的結果真正付諸于實踐。

我引用這段話，是想說明中國抗疫模式的成功，無疑給西方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幾乎所有今天西方反思防疫潰敗的文章都離不開這一點。這使我想起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一個幽靈，一個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舊的歐洲一切勢力都為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圣的同盟。”我們今天也許可以這樣說，“一個幽靈，一個中國模式的幽靈在西方世界徘徊，西方許多勢力都想驅逐這個幽靈，但又發(fā)現自己幾乎是有心無力”，背后是中國模式帶來的成功使西方模式太相形見絀了，以至于許多西方人士都不得不拿出韓國、中國臺灣、新西蘭等，來說明西方民主模式也可以處理好疫情。但這種辯解是徒勞無益的，首先西方主要大國在這次疫情中的應對實在太荒腔走板。我記得上次在談底線思維的時候說過，中國抗疫模式比你成功2倍3倍，你不承認，如果比你成功10倍20倍，你還不承認嗎？截至5月27日，人口只有中國四分之一不到的美國，其新冠病毒的確診人數是中國的20倍，死亡人數是中國的22倍，其它主要西方國家的情況也很糟糕。

第二是中國的湖北武漢屬于遭遇突然襲擊，屬于絕對特殊情況，但你看中國其它省份的表現幾乎都比前面提到的幾個國家和地區(qū)要好。中國學者王紹光做了這樣一個比較：截止2020年5月2日，不管是看確診人數還是死亡人數，人口近4000萬的福建省，比人口只有2400萬不到的臺灣表現好；人口1250萬的深圳市比人口745萬的香港特區(qū)表現好；人口1100萬的蘇州市比人口565萬的新加坡表現好；湖北的鄰?。汉幽?、安徽、江西、湖南，他們都和湖北交界的，表現比韓國、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