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繼寒竹《新民粹主義正將西方推向衰落》、福山《民粹主義興起，證明美式民主還不壞》、馬丁·雅克《民粹主義正在挑戰(zhàn)新自由主義霸權》等文章后，觀察者網(wǎng)就民粹主義在世界范圍內的興起這一問題刊載的又一篇重要理論文章，作者文揚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在本文中，文揚指出，西方各國民粹主義在近些年的興起和泛濫，與新自由主義死而不僵，甚至“離奇的新生”有著緊密的關系，要解釋民粹主義的沸騰，就一定要分析并認清新自由主義正在進入的新階段。我們在此時連續(xù)刊文討論民粹主義，不僅僅是要提供一種純粹的理論和概念分析，也希望通過相關的討論，來反思中國自身的發(fā)展道路。就在幾天后，主要圍繞世界經濟治理的G20峰會即將在杭州召開，有趣的是，恰恰是在新自由主義闖下金融危機大禍的后一年，G20集團成員國的領導人宣布該組織已取代G8成為全球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如果說西方各國的民粹主義是一種憤怒，一種“雜亂的反抗”，那么中國道路、中國模式，以及中國參與推動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對于應對新自由主義新階段，祛除西方治理的迷信，是否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與路徑？】

關于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衰落、終結、消亡、破產、“超賣”[1]，學界已說了很多。今年以來，關于民粹主義Populism的興起和泛濫，也成為了輿論的熱點話題。顯然，這兩者之間有著某種共生關系，但又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么簡單。

民粹主義近年來的興起，到底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最后終結、壽終正寢？還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的死而不僵甚或死而復活？這是個問題。

一、新自由主義的“壽終正寢”

這一波新自由主義浪潮，是借助上世紀70年代因經濟危機而起的“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運動而掀起來的。伴隨著全球化的進程，這一主義最終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明確的政治、經濟范式”[2]

基于市場原教旨主義信念，新自由主義否定凱恩斯主義通過擴大政府開支和公共投資對有效需求施行管理的主張，大力宣揚市場可以自動平衡，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資源，能夠更好地滿足公共利益，而政府的任何干預措施，要么效率低下，要么威脅市場的自由運行。正是這種市場原教旨主義催生出了80年代的“撒切爾主義”、“里根經濟學”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在全世界范圍內推動私有化和自由化，讓各國政府在各個領域解除管治，讓中央銀行只關注通貨膨脹這一個問題即可。

但情況并不美妙。近四十年來世界范圍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在經濟增長方面遠遠沒有實現(xiàn)此前三十多年凱恩斯革命所達到的高水平，反倒是引發(fā)了大量觸目驚心的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在IMF雜志F&D今年6月號的一篇文章中，該組織的三位經濟學家承認：自1980年以來，在超過50多個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出現(xiàn)過大約150次左右的大規(guī)模資本流入，而其中約有20%最終引發(fā)了金融危機，并導致了大幅度的產出下降。[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網(wǎng)站刊文，題為《新自由主義：超賣了？》

另一方面，正是在這四十多年里，世界范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達到了驚人的程度。聯(lián)合國的人類發(fā)展報告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拉響了警報。1996年世界最富裕的358人的資本凈值“相當于世界最貧窮的45%（23億人）的收入之和”。1998年世界最富裕的200人在過去的4年里資本凈值翻了一番，超過一萬億美元，而其中最富裕的3位頂級富豪其資產超過了全部最不發(fā)達國家及它們的6億人口國民生產總值之和。[4] 發(fā)達國家內部也是如此，在最近的三十年里，90%的美國人口總收入增長了約15%，而1%最富人群的總收入則增長了150%！[5]

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批判也應聲而起。2008年7月，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以“新自由主義終結了嗎？”為題發(fā)表文章，他寫道：“新自由主義不再討人喜愛了…在四分之一個世紀里，發(fā)展中國家相互競爭，但勝負已定：那些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沒能贏得增長大獎?！?nbsp;他指出，“自由市場這套說辭一直在被有選擇地運用——當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時就擁抱，不符合時就不提?！薄靶伦杂芍髁x的市場原教旨學說不過就是一套服務于某種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條，它從來沒有得到過經濟理論的支持?！盵6]

一直以來，新自由主義依靠經過了精雕細琢的新古典經濟學作為其經濟理論基礎，一大批“芝加哥學派”學人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幾十年的時間里創(chuàng)造出一套又一套令人迷惑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模型，讓新自由主義理論體系看起來如同物理學的科學真理一樣。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一場金融危機，讓貌似花崗巖一般牢固的理論堡壘不堪一擊，面對如下追問，那幾根最主要的經濟理論支柱頃刻倒塌：銀行作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機構，又依照最純粹的市場規(guī)則經營，為什么未能促進整個人類社會的共同福祉呢？當今不受規(guī)制的金融市場是最自由的市場形式，被最先進的經濟理論證明具有自我矯正的功能，怎么可能遭遇如此重大的麻煩呢？既然宣稱“政府就是問題本身”，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越少越好，那為什么金融危機期間銀行要跑去政府那里索求巨額資金，央求政府把它們從困境中解救出來呢？

金融危機至今又過去了8年，全世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普遍降低了調門，其中一些人甚至承認了錯誤，除了少數(shù)幾位絕頂“聰明”的中國自由派經濟學家，再也沒有誰還像當年的米爾頓·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羅納德·科斯、加里·貝克爾、小羅伯特·盧卡斯那樣不可一世、煞有介事地運用新古典經濟學原理論證各項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所謂合理性。

在實踐中，新自由主義政策在全世界范圍內遭遇了普遍的失??；在理論上，新自由主義已被證明無非是一套服務于特定政治目的的花言巧語。近十年來一系列針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已將其本質揭露得清清楚楚。早在2005年就出版了《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的大衛(wèi)·哈維David Harvey認為，新自由主義本質上就是一個“階級項目”Class Project，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在經歷了二戰(zhàn)后政治上的社會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凱恩斯主義的雙重壓制之后，借助70年代的經濟危機實施的一次強力反撲，是其階級統(tǒng)治權力的恢復。諾姆·喬姆斯基和羅伯特·邁克杰斯等人的看法也與之類似，認為新自由主義就是“這樣一些政策和過程：相當一批私有者能夠得以控制盡可能多的社會層面，從而獲得最大的個人利益。”[7]

少數(shù)私有者對整個社會的全面控制，這其實也就是馬克思一直反復強調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生產的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所以，在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各種聲音中，馬克思主義者仍堅持將新自由主義解讀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一種理論表現(xiàn)。

中國學界關于新自由主義也有一個基于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定義，在中國社科院的專題研究報告中，新自由主義被定義為“主要是一種經濟學理論思潮，它是在繼承亞當·斯密的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基礎上，以反對和抵制凱恩斯主義為主要特征，適應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的資本主義轉變要求的理論思潮、思想體系和政策主張。”[8]

基于這一判斷，全球金融危機即標志著這一轉變的失敗、以新自由主義為基本特征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再次破產，以及注定要壽終正寢的命運。正如何秉孟在《新自由主義評述》一書中所總結的：“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的規(guī)律依然在起作用。當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雖然因為新自由主義及其實踐模式的出現(xiàn)而派生出了一些新的現(xiàn)象，但不僅沒有改變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反而由于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加速向國際金融資本壟斷過渡，提高了生產社會化程度，同時在更大的范圍內實現(xiàn)了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無疑進一步加劇了資本主義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同時，也沒有改變資本的目的就是追求盡可能多的剩余價值這一基本經濟規(guī)律。”[9]

二、新自由主義的不死之謎

按說，反思和揭露到了這個程度，新自由主義作為一個思潮已沒有什么理由繼續(xù)流行了。按說，在引發(fā)了各國大大小小幾十次危機并最終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對于該主義的徹底清算早就應該開始了。按說，至遲到了歐洲各國為應對債務危機而采取的各項緊縮政策相繼失效之后，即使不反思、不批判、不清算，基于新自由主義的各項經濟政策也應該自行終結了。

金融危機之后，斯蒂格利茨建議美國政府設立金融產品安全委員會，以確定銀行和基金買賣的產品是否“適合人類服用”。2008年11月，哈貝馬斯在德國《時代》周刊專訪他的報道《哈貝馬斯談新自由主義破產后的世界秩序》中建議，人們不要再對新自由主義信以為真，而是要新自由主義離開舞臺。那些在“市場命令”下毫無限制地征服生活和世界的全部計劃都必須經過審查。

但是，這些為新自由主義準備好的墳墓并沒有迎來入殮的尸首。那些想當然地認為一場金融危機足以置新自由主義于死地的人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新自由主義不僅沒有死亡，反而在政治上更加咄咄逼人，變得愈發(fā)強大。他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在許多國家，解決金融危機的措施，不僅不是約束瘋狂的資本機構，反而是大幅度削減福利和公共開支。

如今，對于全球金融危機的記憶已日漸模糊，雖然關于新自由主義的批判和檢討仍在持續(xù)，但卻不再堅定的宣布其終結和死亡。在今年6月IMF的3位經濟學家那篇引起很大轟動的文章中，作者只承認新自由主義的錯誤，最多不過就是“超賣”了，文中寫道：“資本開放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非常復雜。一些資本流入，如外商直接投資，其中可能包括科技或人力資本的轉移，似乎能刺激長期的經濟增長。但其他方面資本的流入，如證券投資銀行融資，尤其是熱門債券或投機債券的流入，似乎既不刺激經濟增長，也無法使該國與貿易伙伴更好地共擔風險。這表明，經濟增長和資本流動帶來的風險共擔型的利益取決于到底是哪種類型的流動，也可能取決于配套制度和政策的性質?！盵10] 這簡直近乎于裝瘋賣傻！猶如一個把病人給治死了的蒙古大夫，煞有介事地當眾檢討說：看來毒藥和病人健康之間的關系很復雜！

IMF這種玩世不恭的裝瘋賣傻，本質上與當年“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帝國主義”如出一轍，后者是進攻時的武器，前者是防守時的武器，進攻長矛有多銳利，防守盾牌就有多堅硬，而核心的態(tài)度只有一個：無論攻防，我們是唯一的勝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