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妻子同樣熱衷政治。她本可以簡單地選擇成為學歷最高、最有魅力的第一夫人。如果那樣，她注定會比南希更知道如何做一只美麗的花瓶。然而她選擇了在克林頓入主白宮后輔助政事，并牽頭負責了國家醫(yī)保改革和兒童健康保險項目。

在克林頓即將結束他的總統(tǒng)任期時，她已經馬不停蹄地開始了自己的參議員競選。在紐約州擔任州長期間，她贏得了東北部民主黨核心陣營的認可和支持，而在美國白人女性眼里，她早已成為一面具有極其深刻標榜含義的旗幟。

他們的精英意識貫穿整個政治生活的始終。即便在克林頓卸任以后，人們發(fā)現(xiàn)他仍然通過四處的演講、顧問、非正式外交渠道、自己的基金會和籌備希拉里的競選班子深刻地影響著民主黨的政治風向。

直到這個基金會的很多做法被逐漸揭露，人們才意識到過往二十年，是克林頓夫婦在民主黨內枝繁葉茂的二十年?？肆诸D評價奧巴馬的那句“他以前只配給我端咖啡”絕對不會是隨口說說。

這種精英意識是好的。自肯尼迪政府以來，已經很久沒有在總統(tǒng)的位置上出現(xiàn)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的身影，我們有理由相信克林頓和希拉里也能夠如肯尼迪一般，為國務院帶來一群出類拔萃之輩。

然而，他們又是自卑的。

上帝賦予了他們過人的才智，卻沒有賦予其在事業(yè)起步時足夠的社會地位和財富。他們不得不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周圍人對他的認可。越是在其十分虛弱、毫無靠山的時候，維系于其內心的生存欲望就越強大，而這將必然給他們施政綱領的獨立性帶來極大的代價。

特朗普是聰明的，他比克林頓夫婦更為富裕，并依仗自己的富裕打壓希拉里，意欲離析出美國的階級分野和仇恨。他感知到了民眾對于政治經濟聯(lián)姻現(xiàn)象的深刻憎惡，便打著對抗金錢政治的旗號脫引而出。然而希拉里從本質上就沒有錢，她無法脫離克林頓強有力的募資班子，也無法不向東北部和西海岸的金融、科技勢力作出承諾。

這樣的事情本是美國選舉政治的常態(tài)，十幾年前在克林頓那里甚至更為直接。克林頓首個任期的外交政策是布什總統(tǒng)的舊部在運作，經濟政策是各大財團代言人團隊的共同成果。在一次有關預算問題的關鍵辯論中，他幾乎是完完全全按照格林斯潘的意思作出了縮減財政赤字的決定，他的一個朋友曾經說，克林頓的身體里沒有一根骨頭，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生存。

這種個體自卑也將直接作用于他們對團隊的態(tài)度，他們并不會像肯尼迪相信邦迪和麥克納馬拉那樣相信別人。在克林頓的幕僚中，他對所有可能威脅到其當下和未來統(tǒng)治地位的人物都充滿防范。

其總統(tǒng)任內，國防部長換了三屆，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換了兩屆，最為重要的國務卿之職或是給了克里斯多弗這樣的和事佬，或者是給了奧爾布賴特這樣的話題女性，而剛剛贏得海灣戰(zhàn)爭身孚名望的鮑威爾將軍和公認的極為聰明出色的國務家霍爾布魯克始終無法進入其核心班底。按照某篇評論中的一句話，“克林頓政府的班子更像是一群從學院逃跑的難民，所有位置都遭到了不合適的安排”。

同樣的現(xiàn)象再次出現(xiàn)在希拉里身上。在副總統(tǒng)候選人的提名中，希拉里沒有選擇曾擔任歐洲盟軍最高總司令的海軍上將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將軍，也沒有能夠說服黨內僅次于桑德斯的進步派伊麗莎白·沃倫，而是又一次從國會山搬來一位約翰遜式的老參議員蒂姆·凱恩。

按照克林頓夫婦的習慣，自己必須要成為總統(tǒng)團隊中的最大話題，能夠壓住自己聲音的力量必須越少越好。這種自卑使得總統(tǒng)與身邊所有人都保持著淡淡的距離，克林頓的首任國防部長阿斯平曾向人抱怨，總統(tǒng)的很多想法都是從電視上或是報紙上聽到的，整個波斯尼亞危機期間他僅見過克林頓三面。

相同點——缺乏外交事務的應有重視與職業(yè)敏感

人人都知道，克林頓長于國內經濟事務。在他的首個任內，道·瓊斯指數(shù)和納斯達克指數(shù)幾乎翻了一番，失業(yè)率由8%下降到5.5%，高科技產業(yè)蓬勃發(fā)展，商業(yè)活動的方式出現(xiàn)了革命性的變化，百萬和億萬富翁不斷增多。某種意義上，是克林頓養(yǎng)育了他們，在這對夫婦看來，現(xiàn)在他們做出一些反哺或許真的毫不為過。

經濟上的巨大成功沖昏了克林頓，也成功分散了國民注意力。幾年過后，當人們開始隨著保守派轉頭咒罵民主黨延誤了重要的發(fā)展契機的時候，他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幾年，總統(tǒng)在對外事務上的成就少得可憐。

克林頓先天性地缺乏對外事務的基本敏感。一如其為人，整個任期沒有與任何主要大國建立起信任與真誠，卻囿于道德壓力戚戚于索馬里、波斯尼亞、海地、科索沃等地的區(qū)域性人道主義危機，并一次次給自己帶來巨大的外交災難。

長期的冷戰(zhàn)使得美國的國務家和民眾對世界矛盾的認知單一化了，氣候已經松快，人們的意識卻仍然板結?？肆诸D順應著選民懵懂的對于和平建設和經濟復興的渴望獲得了任命，接下來卻不知該往哪兒走。

對于美國而言，冷戰(zhàn)結束以后的頭號任務應該是如何在對手消退的情況下重新定位自身的國際角色。如果說整個九十年代只剩下一個國家命題，那么這個命題應該是“美國權力的界限”，而絕非國內的經濟發(fā)展。

很長一段時間，克林頓搞不清自己對于蘇聯(lián)留下的權力真空應有的態(tài)度，保持距離似乎有違勝利者的英明和道德義務，過分干預則又會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上世紀中葉在中南半島的噩夢，越南戰(zhàn)爭給民主黨留下太過嚴重的陰影和分裂，直接挫敗了半個世紀以來的政黨信念和合法性。

在最為重要的十年里，民主黨人由于缺少國務運籌的宏觀戰(zhàn)略，踉踉蹌蹌地勉力完成了幾次維和任務的考驗，卻使得美國對戰(zhàn)后國際角色的定位這一重要的歷史使命被嚴重拖延，直至共和黨上臺后并形成報復性反彈的保守勢力。

普利策獎獲得者，著名記者戴維·哈爾伯斯坦觀察到，“那些對自己的信仰懷有堅定立場，帶著滿腔政治進入國會的年輕保守黨人士是如此痛恨他和他的妻子，以至于超越了意識形態(tài)，成為強烈的個人攻擊”。

回到此刻，美國再次處于轉折的關鍵節(jié)點，新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永遠是蘊藏著危險的，希拉里站在門口，再次懵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