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收入/富裕階層的人認為自己得病了可以挺過去，而愿意提升風險偏好；

——年輕人認為自己得病了也可以挺過去，而愿意提升風險偏好；

——可遠程辦公的白領/腦力工作者認為即便發(fā)生疫情，自己的工作也可以維系，同時因為居家，不需要再承受更多的感染風險，而愿意提升風險偏好；

——打過疫苗的人認為自己已經(jīng)獲得了保護，雖然還會被傳染，但不會發(fā)展到重癥或病死，所以愿意提升風險偏好；

——居住在超一線城市/高能級城市的人認為自己城市的醫(yī)療條件及基礎設施足夠好，即便疫情爆發(fā)，也不致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重癥或病死，而且醫(yī)療資源能夠一定程度上應對擠兌，因此愿意提升風險偏好……

低風險人群有動力更加“放縱”自己，選擇“躺平”、“共存”的態(tài)度，并能夠獲得直接的便利及好處。但他們會因此提升整個社會的公共衛(wèi)生風險，并且這些風險會不成比例地轉(zhuǎn)移到高風險人群，由高風險人群承擔。低風險人群的這種行為，就是典型的“道德風險”。

但如果COVID-19疫情在一個社會里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在高風險人群（老弱病及未打疫苗群體）里集中爆發(fā)后，最終會擠兌醫(yī)療資源——尤其在那些擁有免費公立醫(yī)療的社會里）。這時，低風險人群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最終直接或間接地承擔公共衛(wèi)生代價。

這里，可引入第三個社科概念：搭便車問題（the free-rider problem）。

“搭便車”的基本含義就是自己不付出成本，但準備好坐享他人之利。這個問題經(jīng)常會發(fā)生公共產(chǎn)品上。

舉個與公共衛(wèi)生相關的典型例子：疫苗接種。有一些人是不愿意接種疫苗的，能等則等，能不打則不打。他們往往還藏著一個私心，即如果有了足夠多的人打了疫苗（例如85%的人口），那社會就能夠?qū)崿F(xiàn)群體免疫了，病毒很難再傳播。那這時自己打不打也就無所謂了，別人都打了，公共防疫體系建立好了（而且每個人都可以自動享有這個成果），自己卻沒打疫苗，“坐享其成”，那就是“搭了個便車”。

顯而易見，如果每個人都抱有這種態(tài)度，都不去打疫苗，都希望“搭便車”，那一個社會就永遠無法實現(xiàn)疫苗接種的目標。

對COVID-19，人們的心態(tài)是類似的——請注意，這一條和“清零”或“共存”無關。無論在哪一個社會，無論采取了什么模式，大多人都不會希望社會有大的疫情，都不希望看到許多重癥和病死，都不希望看到醫(yī)療資源被擠兌，也都不希望影響到自己，這一條想法，應該是全人類社會共享的。

但COVID-19的特性就是低風險人群與高風險的健康安全極不對稱，個人健康安全與公共衛(wèi)生健康也極不對等，這就使得人們可能希望“搭便車”?！按畋丬嚒本唧w指的是，個人享有全社會執(zhí)行的COVID-19防疫體系帶來的諸多好處（這里，既可以適用于“清零”，也可以適用于“共存”模式），但同時自己卻沒有或不愿意按照防疫體系的指導或要求，付出相應的代價或努力——例如嚴格遵守社交隔離規(guī)則、個人衛(wèi)生習慣、防疫指導及政策等等。

“搭便車”的畫面是這樣的：

 ——“我肯定希望大多數(shù)人都能遵守防疫的規(guī)定，減少社交距離，減少聚會、減少出行。只要大多數(shù)人都遵守規(guī)定，疫情是不會擴散的。今天這次小型聚會活動違反了政府的社交隔離規(guī)定，但它是私下舉行的，活動對我來說也很重要，我還是參加吧。”

   ——“我希望大多數(shù)人都遵循政府的指導，在室內(nèi)佩戴口罩。但今天出門我忘了戴口罩了，懶得回家拿了。就這么著吧。大多人戴了就好了。也不一定有人管。我估計我也應該沒事。反正只要大部分人遵守規(guī)則，我們的社會應該不會被我今天這個特殊情況所影響。我明天再戴就好了?！?

   ——“陽性要去方艙醫(yī)院去隔離？我支持這個政策，要應收盡收，這樣才能把社會面的疫情控制住。絕大多數(shù)人都應該去隔離。上周我鄰居陽了，他們?nèi)シ脚摳綦x了，我就支持。但今天我陽了，我的情況比較特殊，我就一個年輕人，我一點癥狀沒有。我覺得我這種情況能不能特殊處理，居家隔離啊。我肯定自愈！”

對公共期待一套標準，對自己另一套標準，自己的標準一般要更低，給自己特殊處理。這，就構(gòu)成了搭便車。也可以看出，在其他條件相等的情況下，COVID-19低風險人群自認為先天保護強，相比高風險人群而言，更有可能希望搭便車。

顯而易見，如果每個人都是個人主義，都自私行事，都抱有“搭便車”的幻想，那一個社會很難建立公共衛(wèi)生秩序。在這個問題上，社區(qū)感、集體主義、傳統(tǒng)主義、家長主義傳統(tǒng)比較重的社會的表現(xiàn)一定會比自由散漫、個人理性主義驅(qū)動的社會（例如英美國家）要好。

本篇里，我們引用社科概念，發(fā)現(xiàn)了COVID-19會帶來許多的經(jīng)典問題。從負面外部性、道德風險到搭便車。這些問題都會導致所謂的“市場失靈”，公共問題無法解決。

因為大多數(shù)的人類個體都是短視的、小我/利己的、現(xiàn)時的。他們考慮的是自己眼前的、看得到的、可預測的收益與成本。他們的行為也被稱為是合乎“理性”的（rational）。

許多人也會考慮道德/倫理因素，但問題是，每個人的價值觀和道德水平都是不同的，與家庭/社區(qū)/社會的關系也不同的，要讓所有人都對自己的行為嚴加約束，要讓所有人都時刻充分考慮公共利益，都成為利他主義的“圣人”，是脫離現(xiàn)實的。在世俗且信息繁雜、觀念多元的現(xiàn)代社會里，人們很難形成整齊劃一的道德判斷。退一萬步，即便大家的觀點相同，也未必就能夠約束自己的行為，真的有“道德自律”，按照道德行事。

所謂“道德風險”、“搭便車”等概念，來源就是個體的利己及短視。

此外，還要看到，每個人所能掌握的信息與知識都是有限的，人們只能根據(jù)有限的信息，結(jié)合切身的需要行事。他們往往沒有能力也不愿意做全局的判斷。

也因為如此，使得人類的“理性”“有局限性”（bounded rationality）。最終，每個人都出于利己、短視的考慮，再把個人的決定加總起來，還是短視的決定。這就會導致所謂的“市場失靈”，使得公共問題無法獲得解決。

COVID-19對人類社會是“分而治之”，把大部分的人群（都是低風險人群）變成了自己的傳播工具。這時，老弱病等高風險人群變成了保護低風險人群自由所帶來的“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COVID-19的進化邏輯是通過不斷的自我調(diào)整，無限“靠近”人類：極大增加傳播能力，使得人類防不勝防；盡量弱化對低風險人群的傷害，使得大部分人對病毒的態(tài)度開始趨向中性或無感。只不過，現(xiàn)階段Omicron對老弱病的危害依然很大，并有可能因此使得一些社會的醫(yī)療資源被擠兌。所以，人類還在努力對抗COVID-19——尤其是那些社會集體價值觀念很強、對長者非常尊重的社會。但無論如何，COVID-19的進化結(jié)果，確實進一步加大了人類個人健康風險與公共衛(wèi)生風險不對等的問題，也使得病毒從內(nèi)部撕裂人類社會的能力更強了。

從生物學的角度講，主張“人不可能勝天”、接受“躺平”或“共存”的人，實際上其實已經(jīng)成為COVID-19病毒在人類社會里的“代理人”（agents）：他們在代表COVID-19“發(fā)聲”，呼吁人類社會接納COVID-19。而人類社會接納COVID-19的結(jié)果，自然是大規(guī)模的傳染，以及以老弱病的重癥與死亡為附帶代價。

從這個角度來講，一方面是COVID-19在適應人類；一方面，也是COVID-19病毒在“馴化”（domesticate）人類。這和人類從狼群后代里培養(yǎng)出狗是一樣的：把最兇猛、難以馴服的消滅，把溫順的留下來。一代一代的，改變他們的基因。最后，“狼”（狗）就與人共存了。這就是COVID-19在做的事情。

2020年以來，在幾乎所有的人類社會，COVID-19都實現(xiàn)了這個“目標”，只除了一個“孤島”——中國大陸。

我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寫到過（《科幻小品四則：中國vs美國、大篩子、元宇宙》），如果人類社會只有一個政治體——中國大陸，那COVID-19在2020年就被“消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