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云裳、孫哲、米爾斯海默 譯/常宜】

董云裳：中美爆發(fā)戰(zhàn)爭可能性很低

我不能同意米爾斯海默的觀點，即美國對中國的接觸戰(zhàn)略是一個重大的戰(zhàn)略錯誤。在冷戰(zhàn)期間，這一政策成功地促使中國停止支持東亞的共產主義革命，并幫助美國對抗了蘇聯。冷戰(zhàn)結束后，這一政策還參與促進了中國的大規(guī)模經濟增長，使數億中國人擺脫了貧困——世界銀行定義的全球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36%下降到2015年的12%，這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這是人類的一項重大成就。

然而，無論什么樣的失誤可能導致中美之間的軍事沖突，這些失誤都將是戰(zhàn)略錯誤。米爾斯海默認為，結構性因素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這種沖突。但他對局勢的現實主義觀點實際上無視了現代國際現實。

為了維持和平，美國采取了許多強力的限制措施。幾十年來，美國一直在努力建立這些壁壘，這往往是米爾斯海默批評的接觸戰(zhàn)略的一部分。在過去70年里，這些堡壘幫助維護了和平，促進了繁榮，這些堡壘仍然足夠強大，足以防止中美沖突。盡管還是有可能發(fā)生與軍事邊緣政策有關的事故或事件，但它們幾乎肯定不可能導致更廣泛的戰(zhàn)爭。廣泛戰(zhàn)爭的爆發(fā)需要一種基本不可能的條件：即每一種約束都同時失效。

首先，雙邊外交必須破裂。接觸是隔離的反面，隔離就是1949年至1972年間中美外交關系中斷。接觸的目的是防止誤解，提供保證，防止沖突。誠然，過去五年來，中美之間的外交和溝通一直乏力。在當前推特和其他網站上不和諧的外交姿態(tài)中，很難辨別何為外交權威性政策，這為混亂和過度反應創(chuàng)造了一個成熟的環(huán)境。但這些缺陷不是結構性的；它們是可以補救的。如果兩國高層堅持溝通，并努力減少公開的外交強硬姿態(tài)（他們應該這樣做），那么，發(fā)動戰(zhàn)爭就會有更多的外交阻礙。

其次，要想發(fā)動戰(zhàn)爭，相關國際體系也必須失效。中國和美國與一個由國家和機構組成的全球網絡相連，這些國家和機構在某些情況下還有利害關系，即在防止這兩個國家之間的沖突方面存在利害關系。幾乎全球所有的政府和機構都會受到兩國戰(zhàn)爭的嚴重破壞，因此它們都會通過外交壓力、調解或抵抗行動來阻止迫在眉睫的沖突發(fā)生，比如禁止越界飛行和建設軍事基地的權利。批評者可能會很快提出，其他組織在阻止重大權力沖突方面缺乏影響力。但在當前的國際體系中，戰(zhàn)爭會使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取得勝利，中國和美國以外的國家將最清楚地看到這一點。

第三，全球化也帶來了限制。米爾斯海默認為，美國幫助中國富裕起來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因為中國由此產生的實力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它指向美國。但同樣合理的是，全球經濟，特別是中國和美國經濟密不可分的一體化性質，使得任何戰(zhàn)爭都無法取勝，從而對沖突起到威懾作用。誠然，正如批評者所指出的那樣，經濟上的依賴性未能阻止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發(fā)生。但在中國和美國的情況下，戰(zhàn)爭一定會造成雙方的經濟破壞。

2020年1月馬斯克在上海慶祝特斯拉新車投產（來源：路透社）

第四個制約因素是公眾輿論，至少在美國方面如此。美國政界人士可能對戰(zhàn)爭有各種動機，但他們不能忽視選民的情緒。經過20年的反恐斗爭，美國公眾對曠日持久、代價高昂的海外沖突十分警惕。如果美國的政策制定者顯示出它準備好了與中國開戰(zhàn)，那么也可以預見，從伊拉克戰(zhàn)爭中吸取了教訓的媒體也將履行監(jiān)督職能，質疑官方的說法，并由此引發(fā)公眾關注。

所有這些障礙都應該起到防止沖突的作用。但如果最終這些障礙不知何故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那么顯而易見還有一個有效的最終保護：軍事威懾。臺灣是最有可能引發(fā)中美戰(zhàn)爭的問題。但雙方武器的數量和質量都會給所有人帶來災難性損失，這將為戰(zhàn)爭提供足夠的威懾力。由于臺灣沖突的破壞性有可能迅速失控，因此不能排除雙方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盡管聽起來可能很奇怪，但這是個好消息：正如核時代40多年來阻止了蘇聯和美國之間的直接軍事沖突一樣，中國和美國之間也應該如此，這兩個國家都是擁有可以在第一次打擊中幸存并進行第二次打擊的核武裝大國。盡管中國的導彈和彈頭比美國少得多，但中國正在努力趕上。確保相互摧毀的原則仍然有效。恐怖的制衡仍然存在。

縱觀這份阻止戰(zhàn)爭的潛在因素的清單，人們可能會發(fā)現為什么許多人態(tài)度悲觀，因為近年來每一種限制措施都有被削弱的情況。但中國和美國不是歷史的囚徒。這兩個國家將發(fā)現他們無法逃避彼此，最終，他們將不得不尋求合作交流?，F在看來，這可能是一個遙遠的愿景，但考慮到力量相互抵消這一趨勢，和平交流是比世界末日戰(zhàn)爭更可能出現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