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余鵬鯤】

11月中旬，一份名為《實名舉報天津大學化工學院張裕卿教授和其女張絲萌學術造假》的舉報材料在網(wǎng)絡上熱傳。整份舉報材料總計達123頁，而且內(nèi)容詳實、體例嚴謹、用詞專業(yè)、圖文并茂，顯示出舉報材料的作者與被舉報人曾交往密切。

據(jù)報道舉報材料系天津大學前教授張裕卿2016年退學學生呂某所寫。考慮到舉報會對涉事同學造成影響，舉報人沒有選擇第一時間公開，因此直到最近才走入公眾視野。

11月19日，天津大學公布了調(diào)查結果，認定張裕卿教授存在學術不端，已被解除了聘用合同。

天津大學的調(diào)查結果

近年來，受學術丑聞頻發(fā)的影響，大學的形象變得不再那么神圣。在以往的案例中，學生舉報老師是為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畢業(yè)受刁難的問題，其次就是經(jīng)濟原因產(chǎn)生的沖突。

從動機上講，呂同學是一個“異類”，其退學主要是出于被逼學術造假的不滿，而舉報至少在表面上，也是因為對張裕卿學術造假的義憤。可以說目前研究生和導師公之于眾的矛盾中，這樣的案例非常非常少見，帶有很強的偶然性。

知乎上還流傳著一個截圖，內(nèi)容是當事人呂某稱已與導師達成和解，舉報材料不知道是誰傳出去的。如果這個情況是真實的，那么整件事將顯得更加黑色幽默。

網(wǎng)傳舉報人聊天信息，圖源見水印

今天的學術造假與過去的官員腐敗一樣，往往要靠這樣非常偶然的事件才能暴露出來。通過長時間的努力，我們有了獨立的紀委和監(jiān)察委員會，各項反腐敗制度正在卓有成效地發(fā)揮著作用。同樣地，打擊學術不端也必須告別這種撞大運的偶然性，最終走向規(guī)范化的必然。

打擊學術不端 到底難在哪里？

為什么打擊學術造假始終不夠規(guī)范，這與學術生活的專業(yè)性是分不開的。即使是普通老百姓，通過口耳相傳的酒桌閑聊和豐富的典章故事，也能很清晰地分辨出官員腐敗的方式和行為。

限制普通群眾監(jiān)督官員的主要因素是兩者的生活空間沒有交集，但當腐敗官員的“白手套”直接侵害群眾利益時，大多數(shù)受害群眾能敏感地意識到這其中有勾兌和交易。

但學術不端的界定，需要有非常直接的科研經(jīng)驗，這往往是普通人做不到的。哪怕是代表普通人行使輿論監(jiān)督的權威媒體，在這方面也會犯很低級的錯誤。例如2018年賀健奎團隊傳出成功基因編輯嬰兒時，很多權威媒體在第一時間選擇祝賀和正面報道，卻未能敏感地察覺到其中的倫理問題。

事實上，先發(fā)現(xiàn)學術不端的，往往是“小同行”。甚至有時間連“小同行”都沒法直接確定，往往要先通過詢問和考察，再通過艱苦的智力活動確定真假。

哈佛前心理學教授馬克·豪瑟早在1995年就在論文中宣稱有一種小猴子可以在鏡子中認出自己。顯然這樣的猴子如果存在，將極大地降低部分心理學研究的成本，并大大推動心理學研究的發(fā)展。論文發(fā)表之后，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豪瑟的造假并沒有人發(fā)現(xiàn)。因為當時同時懂心理學并對各種靈長類動物進行過研究的學者，也就是科研工作者稱為“小同行”的人，實在是太少了。

豪瑟和試驗的猴子進行互動

紙畢竟包不住火，最終還是有“小同行”對豪瑟的研究產(chǎn)生了懷疑，但出于謹慎，他們首先向他索要了實驗的錄像。不出意料，寄來的錄像片段毫無說服力。同樣是出于謹慎，同行給出了一份標準，具體地說明了討要的是哪一部分的錄像內(nèi)容，豪瑟只好推說關鍵部分的試驗錄像已經(jīng)被盜了。經(jīng)過反復試探和考察，“小同行”們終于向哈佛大學舉報了豪瑟，最終豪瑟被哈佛要求離職。

既然“小同行”比普通群眾具備這種知識上的優(yōu)勢，同時“小同行”又在學術上構成競爭關系，那么為什么這些人不積極地出面打擊學術不端呢？

讓我們先從造假者關系最近的“小同行”——學生和合作學者講起。前面提到，在當前中國的學術語境內(nèi)，研究生的責任和義務其實是很不清晰的，同時研究生的就業(yè)導向被過度地強調(diào)，而學術的責任和要求長期被淡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多數(shù)學生不知道求學意味的學術責任，對什么是學術不端沒有充分地認識。這也不能全怪研究生和老師，在我國，這個問題長期就處于不完全清楚的狀態(tài)。

2014年，北京大學物理學院教授錢思進(錢三強之子)舉報自己的學生本科畢業(yè)論文學術造假。錢思進在接受《廣州日報》采訪時表示：“我沒有私心，之所以一直打假，就是想最終獲得川大、北大或者教育部其他機構一個說法，到底什么樣算抄，什么不算抄，給廣大學生給教育界做一個標桿,沒有為了個人恩怨”。

既然連錢三強之子、北大教授都認為當時學術不端沒有權威的標準，那么普通研究生搞不清楚狀況就更加正常了。在很長時間內(nèi)，對學術不端采取的是底線認定的方法，也就是說，只要沒有發(fā)現(xiàn)大面積發(fā)現(xiàn)粘貼復制等情況，就認為論文的真實性沒有問題。

什么時候學術不端的行為有了明確的界定呢？2019年7月，《學術出版規(guī)范 期刊學術不端行為界定》以行業(yè)標準的形式正式實施，從此學術不端行為有了正式的黑名單，打擊學術不端從此有標準可以依托。

有了這個標準，什么是中文語境下的學術不端有了明確定義

在此之前，論文的合作學者和受教授們指導的同學對于什么是學術不端，其實存在認知上的重大盲區(qū)。很多今天被認為是學術不端的行為，在當時都被普遍視為可以接受的。甚至有一些學術不端行為，例如送文章當彩禮和嫁妝，還被視為學術婚姻的美談。又或者是發(fā)表在《冰川凍土》里那篇稱贊“師娘的優(yōu)美感”的文章，當時可能也被視為是師生情的正常表達。

有了認定標準，并不代表著合作學者和受指導的同學就會積極揭發(fā)學術不端。因為研究等于職業(yè)，讀書為了就業(yè)的思想仍然大有市場。前面提到，師生矛盾多數(shù)由經(jīng)濟沖突和畢業(yè)要求引發(fā)，這些也是輿論同情的主要因素。學術不端則很少成為引爆點，得到的關注也很少。

而學術造假對于合作學者和受指導的學生而言，對于他們短期內(nèi)的職業(yè)生涯和求職而言，都具有很強的誘惑力。換句話說，有時造假成為了老師和學生默契的選擇。張裕卿事件之后，南京大學哲學系的顧肅寫文談及了這個問題，“甚至還有一些導師私下里問學生，你的論文抄了幾篇文章？如果抄三四篇以上，那就可以通過”。如果我們把顧肅的文章反過來看，那就是沒有幾個同學對鼓勵自己抄襲的老師提出了質疑。

疑似舉報者同學實名評價張裕卿，不難發(fā)現(xiàn)關注的重點完全不同

正因為如此，雖然在當年漢芯的造假事件和賀健奎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中，不可能沒有一個參與者認識到事態(tài)的嚴重性，但卻沒有人站出來在事前監(jiān)督和揭發(fā)。

這些事件中，參與者究竟有什么顧慮呢？這就要提到造假人所在的學術組織對學術造假的態(tài)度了。最近馬保國的一段視頻造成了轟動效應，大有成為全民共同娛樂對象的勢頭，并誕生了“按傳統(tǒng)功夫點到為止”、“好自為之”、“不講武德”、“這好么？這不好”、“我這個69歲老同志”、“不要搞窩里斗”等名言。

馬保國的視頻為什么這么火？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從社會學的角度再看馬保國的視頻，就更能體會這一點，這位老同志用于辯解的理由，很能反應我們的文化特色。比如尊老敬老，又比如點到為止和“講武德”背后的熟人文化。

正如《人民日報》11月28日所批評的那樣，馬保國“口口聲聲弘揚傳統(tǒng)武術，實際上做的都是傷害傳統(tǒng)武術的事”。但是在武術界，正是由于“不要搞窩里斗”和熟人文化的影響，在事發(fā)之前愿意直言馬保國是假大師的人并不多。

在學術領域，也有類似的文化，阻礙了學術同行之間的互相監(jiān)督，這就是單位和個人的高度綁定。這是非常奇特的現(xiàn)象，各學術單位會把個人與本單位的利益自覺地聯(lián)系在一起。總之就是，能捂就捂，能蓋就蓋。與此對照的是，國內(nèi)的媒體也特別喜歡強調(diào)造假者的單位歸屬，這點和韓國學術圈特別地像。

而歐美的學術機構對此就要灑脫一些，聘請學者成為終身教授是大學的加分項，糾舉自己聘請的學者也是大學的加分項，都是好事情。在這個問題上，哪怕和我們文化比較相似的日本，也不會有相同顧慮。

2014年，小保方晴子卷入造假丑聞。之前，小保方晴子被日本媒體追捧為首位日本女性諾貝爾獎得主的有力人選。日本首相和政府也把她作為日本女性追求獨立的象征，日本文部科學大臣下村博文宣稱：“我們要打造這樣一個環(huán)境，讓更多的年輕男女從事科學研究，令我們可以獲得第二個、第三個小保方?！?

可以想見小保方造假事件的追查將會是多么敏感，尤其是追查中小保方晴子的導師，也是世界級的組織工程學權威，諾貝爾獎的有力競爭者笹井芳樹選擇自殺，更為事件的追查增添了陰影。

但日本理研和小保方晴子所在的早稻田大學，沒有受“不要搞窩里斗”、“講武德”等因素的影響。經(jīng)過長時間但堅定的調(diào)查，還是認定小保方論文造假，笹井芳樹負有重大責任，小保方晴子在取消造假論文后，不具備獲得博士學位資格等等結論。在整個事件中，理研的調(diào)查非常主動，甚至要比外部監(jiān)督力量還快的澄清了相關事實。

小保方晴子為不能重復試驗結果道歉

在這次事件的舉報材料中，出現(xiàn)了這樣一些內(nèi)容：在長達6年的時間里，作為一個高產(chǎn)的實驗室，張裕卿的課題組幾乎沒有預約過一些基礎試驗。而發(fā)表的論文卻有大量來自這些試驗的數(shù)據(jù)。

舉報信中關于試驗設備預約的部分內(nèi)容

換句話說，對于張裕卿的學術造假，如果天津大學在之前敢于自查自糾，那么整個問題甚至不會存在，至少不會這么嚴重。不幸的是，我們的大學很少真正自查自糾。面對小同行的懷疑和舉報，甚至采取壓制的態(tài)度。

這就使得學術造假問題根本沒有消滅在萌芽狀態(tài)的可能性，不是悄無聲息，就是震驚全國。這種狀態(tài)就更加使得各個研究單位，對懲治本單位研究人員的學術不端投鼠忌器。哪怕學術失信人員在本單位內(nèi)已經(jīng)聲名狼藉，還是傾向于捂蓋子。如果沒有外部干預，可以想見問題還會越來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