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姚祺】

2017年的最后一天，國民黨“大佬”，曾先后任國民黨當局“國防部長”和“行政院長”的郝柏村以99歲高齡，正式接受臺灣第三大（有稱第二大）基督教系統(tǒng)靈糧堂體系重要創(chuàng)始人周神助牧師主禮的洗禮儀式，正式加入基督教。

無獨有偶，新年伊始，臺灣當局的“元首”蔡英文與“首腦”賴清德分別前往玄天上帝廟和龍山寺參拜，被臺灣媒體認為是祈福臺灣“國泰民安”、“風調雨順”、“財源廣進”。

2018年1月，蔡英文在玄天上帝廟參拜

事實上，在臺灣，自蔣介石以來，政治人物與宗教始終保持千絲萬縷的關系。這究竟僅僅反應了政治人物的個人宗教信仰，還是另有深意呢？本文將就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國民黨當局與宗教的“愛恨情仇”

眾所周知，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就是一名基督徒。事實上，國民黨自創(chuàng)黨伊始，黨員中就有不少基督徒。陳少白、鄭士良、陸?zhàn)〇|、宋耀如、徐謙等，都是基督徒?；葜萜鹆x參與者中更有30%屬于基督徒。而蔣介石為獲得宋家的政治支持與宋美齡成婚之前，也按照宋家的要求領洗成為一名基督徒。至定都南京后形成南京國民政府后，逐漸支配中國政治經濟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中蔣宋孔三家均為基督教家庭。

1947年“行憲”宣言中，蔣介石公開稱“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就是耶穌降生1947年的圣誕節(jié)....我們新憲法特點，就是它保證要把基督教理的基本要素，即個人的尊嚴和自由，普遍的給予我們全國的同胞”，在當時的國大代表中，基督徒的比例超過三分之一。

蔣介石在教堂參加禮拜

蔣介石讀圣經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后，國民黨當局中基督徒的高比例現象依然保持了下來。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國民黨當局就因此而特別優(yōu)厚基督教而壓制其他宗教。對于國民黨當局而言，其宗教政策歸根到底還是為維持其統(tǒng)治而服務的。

在基督教方面，國民黨當局祭出“護教反共”大旗，要求在基督教內建立“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大會”，由身兼國民黨要員的成文祥、張靜愚等教內人士組織各教會團體積極加入，事實上接受國民黨的旨意行事。而對于“不聽話”或者“不積極配合”的基督教團體或人物，國民黨當局照樣會毫不留情的打擊。

現在被認為支持“臺獨”的臺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事實上在50年代因為能夠有效配合國民黨的“護教反共”策略，而受到了當局支持鼓勵。至60年，因為退出普世教協(xié)、成立臺灣基督教聯(lián)誼會和堅持閩南語布道等問題與國民黨當局發(fā)生矛盾后，隨即遭到打壓。即使如有“總統(tǒng)御用牧師”之稱的周聯(lián)華牧師，僅僅因為在60年代表達了對長老教會舉行百年慶典的支持，就受到國民黨情治機關的嚴厲警告，以致其畢生不敢再言政治。

到了李登輝掌權時代的早期，這種情況亦未能改變。李登輝因為具有長老教會教友身份，一度被彼時因提出“建立新而獨立國家”而與國民黨當局公開對立的長老教會高度期待。然而就在其執(zhí)政的1986年，卻被曝出了國民黨情治機關擬定一份“長老教會黑名單”，詳列該教會內部對其執(zhí)政形成挑戰(zhàn)的“問題人物”，一時令社會嘩然。

李登輝、賴清德在臺灣基督長老教會臺南東門巴克禮紀念教會。（中評社 趙家麟攝）

在佛道教方面，國民黨政府早在大陸時期即制定《監(jiān)督寺廟條例》和《寺廟登記規(guī)則》。這兩部法條對佛道教寺廟的設立和運行制定了非常嚴密的規(guī)定，常使寺廟感覺“寸步難行”。特別是在同為宗教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因為有外國勢力撐腰下，國民政府遲遲不敢頒布相應的教堂監(jiān)督條例，使佛道教界頗有異議。

1949年到臺灣后，國民黨當局對佛道教的控制有增無減。不少僧人初到臺灣后不久，即因莫須有的“通共”罪名遭到刑訊關押，這其中就包括極負盛譽的星云法師。人間佛教在臺灣最為重要的繼往開來者印順法師被迫承認自己畢生心血《佛法概論》“隱含共匪宣傳毒素”。而證光法師更被誣陷遭到槍決。其后，國民黨當局又通過成立“中國佛教協(xié)會”和“中國道教協(xié)會”，派遣身兼僧道與黨工身份的人物掌權，實際上控制了佛道教體系，迫使各廟宇道館與宮廟對其效忠。

星云法師

但在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對于政治以外的宗教事務又確實給予了開放與包容。特別是佛道教與民間信仰，在整個國民黨威權統(tǒng)治時期發(fā)展迅速。佛教四大法山慈濟、佛光山、法鼓山和中臺禪寺都是在這一時期從臺灣當地原生的小小寺廟茁壯成長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精舍遍布全球的宗教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