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地方政府在這一事件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從前文的分析來看，合同的雙方是村集體和種植大戶，即便是通告，都在結(jié)尾明確地說“經(jīng)過縣鎮(zhèn)村三級協(xié)調(diào)化解，該村群眾已同意采取訴訟方式主張權(quán)益”。似乎政府機關壓根不是當事人，卻如此積極地沖在了第一線，而最后最大的輸家就是那個完全分不到任何補償費而被撤職的建華鎮(zhèn)黨委副書記、政法委員了。

如果你也持有認為政府公務人員在“狗拿耗子多管閑事”，他們應該直接讓村民按照通告說的去法院訴訟就完事這樣的價值觀的話，我想你可能已經(jīng)陷入了西式好訟主義的法律萬能論中去了。

司法是糾紛解決的最后一道屏障，它應該謙抑地等在各種糾紛解決形式都無法實現(xiàn)目的之后才能現(xiàn)身。行政性的糾紛解決在我國尤其在鄉(xiāng)鎮(zhèn)村一級本就應該承擔起最主要的責任?！坝袉栴}找政府”，尤其找對于各自行業(yè)存在監(jiān)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首先解決糾紛，是當然的選擇。

不僅如此，我們從視頻中村里某位支書所說的“上頭讓我斂錢我就斂錢”，以及通告中開篇就提出的“開魯縣作為上級確定的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試點單位，依程序制定指導方案……”，說明主導此次新增使用費的仍然是政府。

毫無疑問，經(jīng)過長期調(diào)研，對新增耕地的使用現(xiàn)狀有了充分的深度和廣度的研究之后所提出的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試點的初衷，肯定是為了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如何更為公正兼顧效率地進行分配。這是政府的職責，更是政府的擔當。

試想，在沒有進行改革前，村民甚至都沒有集中性地提出要增加使用費，尤其連村支書都說“上頭讓我斂錢，我就斂錢”這種一看就知道他連他們村集體存在變更合同可能性都不清楚的情形下，政府主動的行為更多就是出于希望幫助更多農(nóng)民增加收入，進而過上更好的生活，即便這種目的來自上級的考核。

所以，無論從行政機關相關試點工作的主導性，還是對糾紛解決的優(yōu)位性，都決定了以建華鎮(zhèn)黨委副書記為代表的一線公務員隊伍當然地出現(xiàn)在最艱難的位置。但這意味著，他真可以如視頻中這么做嗎？

第四，一線公務員應該怎么辦？

我相信“我也不懂法”這句話絕對是這人在爭執(zhí)中上頭之后的表達，而視頻的錄制以及剪輯不可避免地帶有發(fā)布者的主觀性。但即便類似于防衛(wèi)挑唆，我仍然覺得這位黨委副書記、政法委員確實可能不是一個優(yōu)秀的黨政干部。從他的表達中，我也切實感受到了一線公務員對于法律在基層工作中“無力”的一種真實的內(nèi)心流露。

你若向民眾投之以“釋法”，民眾可以報你以上訪。你今天跟大家說規(guī)定是這樣的，明天可能又出一個專項行動。法律在基層治理中的無力，既有民眾法治教育接受度不夠的原因，也與專項行動時不時出現(xiàn)有關，當然，也因為部分一線基層公務人員本身對法律不夠尊重。

有位畢業(yè)后當公務員的學生跟我分享過，他的領導講過一句話——“最頭疼你們這些學法的”。但我仍然想說，基層法治可能因為效率等情況而導致上限不高，但它同樣下限不低，而其他更有效率的治理方式雖然可能上限很高，但對應的下限可能就會很低，此次開魯事件就是一大例證。

最后我還想補充一句：時代變了，尤其在全民自媒體時代，我們的公務員入職培訓至少得增加一兩門情緒管理、媒體應對這樣的課程了，而且得至少每兩年學一次，每次48學時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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