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相比較，顯示出中國領導人在文明意識上的自覺，也進一步驗證了中國的偉大復興是文明的復興，是要在更高的層面回到“歷史的中國”“文明的中國”。

除了具有各個大國領袖普遍的共識性的特質之外，中國領袖的文明觀還有更高遠的精神品質

作為大國文明，中國文明傳統(tǒng)尤其強調“以大事小”，強調對于小國、對于其他文明謙遜的態(tài)度；如果居高臨下對待一種文明，不僅不能參透這種文明的奧妙，而且會與之格格不入。歷史和現(xiàn)實都表明，傲慢和偏見是文明交流互鑒的最大障礙。

中國領袖的文明觀除了具有各個大國領袖普遍的共識性的特質之外，還有超出于這些相對屬于底線共識的特質之上的更高遠的精神品質。中國作為文明大國，其文明傳統(tǒng)尤其強調“以大事小”，強調對于小國、對于其他文明謙遜的態(tài)度。

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上強調各文明之間“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這是出自內在的平等心。

唯有這樣的真正平等心，才能“加深對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異性的認知，推動不同文明交流對話、和諧共生”，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建立，也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也唯有這樣的平等心，才能有習近平主席在亞洲文明對話大會開幕式主旨演講上所說的“有欣賞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進而是他在大會上提出的“堅持美人之美、美美與共”，“我們既要讓本國文明充滿勃勃生機，又要為他國文明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讓世界文明百花園群芳競艷”。這一真誠的態(tài)度充分顯示出中國領袖文明觀中對于其他文明的“君子成人之美”之大胸襟、大心量，這正是大國之為大之所在，“大”是心量、器量之大。

這也就是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所說“志如其量，量如其識”，有志于至善之志，則心量就大，心量有多大則見識就有多遠大。這也是史學家錢穆所說的政治家的風度，風之所及，所過皆化，影響于國內、國際政治。

中國領袖如此之心量與風度，根本上來自于中華文明的大心量?！熬映扇酥馈敝笮牧堪▋煞矫妫阂环矫媸恰熬右院竦螺d物”，對于其他文明的平等心與謙虛態(tài)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題中應有之義，平等心包含了對于其他文明的欣賞，所以是“消極中的積極”。另一方面是“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己獨立自主發(fā)展好了，也帶動其他國家的發(fā)展，“己欲達而達人”，但卻不是西方式的強行改造對方，而是完全由對方獨立做主，所以“積極中有消極”。

“厚德載物”的思維與西方中世紀的暴力改變信仰的原則截然相反，也與西方近代的均勢外交理論形成鮮明對比。施密特反省“以暴力來改變信仰的原則是在歐洲產(chǎn)生的”，早在十字軍東征時期就產(chǎn)生了。均勢論則強調通過戰(zhàn)爭、斗爭而達到各國勢力的均衡，西方當代一流的戰(zhàn)略家基辛格及其密友施密特都秉持均勢外交理論。

最后，我們再來看“文明沖突論”的始作俑者亨廷頓對于西方文明觀中普世主義本身的反省，正所謂解鈴還須系鈴人，亨廷頓批評西方普世主義對于各方的危險性：“西方的普世主義對于世界來說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核心國家之間的重大文明間戰(zhàn)爭；它對于西方來說同樣也是危險的，因為它可能導致西方的失敗?！?

接著強調西方文明的價值在于其獨特性：“西方文明的價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獨特的。因此西方領導人的主要責任，不是試圖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這是西方正在衰落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維護和復興西方文明獨一無二的特性，因為美國是最強大的西方國家，這個責任就不可推卸地主要落在了美利堅合眾國的肩上?！?

我們看到“文明沖突論”最后的落腳點竟然是強調文明的獨特性，這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中不為大家熟知的面向?？梢哉f，亨廷頓是將自己的“文明沖突論”最后推向了其反面，倒是與中國強調的每一種文明的獨特性走到了一起，這或許就是相反相成，或者是《周易·系辭下》所說的“同歸而殊途”？

（本文原載“人民論壇”，觀察者網(wǎng)授權轉載，略有刪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