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論

如果說政體意義上的“帝國”，即擁有皇帝頭銜的君主國，在20世紀紛紛消亡，作為擴展了的、內(nèi)部包含多層權(quán)威結(jié)構(gòu)的政治體意義上的“帝國”，仍然是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概念。當我們討論“美帝國”的時候，我們就是在后一種意義上展開的。這種“帝國”，從根本上意味著一種區(qū)域霸權(quán)或全球霸權(quán)。霸權(quán)既需要強力，也需要主動的服從，于是它同樣需要一種“正統(tǒng)論”。

在一系列相互沖突的局部的“正統(tǒng)論”之中，論述英-美霸權(quán)轉(zhuǎn)移的“正統(tǒng)論”獲得了比較大的影響力。這一正統(tǒng)論的基礎(chǔ)，當然不再是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與基督教神學。但是，這種正統(tǒng)論發(fā)生重大影響，并非偶然，它背后是全球資本主義的力量。與中世紀的理論結(jié)構(gòu)相類比，也許可以說，資本正在成為了新的規(guī)范世界中的上帝，它來挑選最能夠服務(wù)于自己利益的帝國，從而賦予其正統(tǒng)地位。而且這種正統(tǒng)地位的授予與確認，不需要像中世紀的神學論證那樣如此看重形式與程序上的連續(xù)性，更不需要追溯到羅馬帝國或更早的帝國。霸權(quán)國家出身低微并不重要，其達到的非凡成就與其卑微出身相對照，反而可以更好地體現(xiàn)其非凡的能力，從而證明其是肩負非凡歷史使命的國家。按照中世紀的貴族政治觀念來看，威尼斯、荷蘭、英國與美國的最初出身都并不高貴，但它們的所作所為，使得它們最終能夠在資本帝國的譜系中占據(jù)了顯赫地位。

資本帝國的自我論證方式是“使命型”的，即宣稱自己肩負著一個偉大的傳播自由與文明的使命，而自由與文明的內(nèi)涵，則可以從資本的利益出發(fā)加以界定。 美國的自我論證中甚至還經(jīng)常出現(xiàn)神學背景的“選民論”，即美利堅是上帝所挑選的“山顛之城”（(City upon the Hill）——這在羅馬天主教的眼光來看必然是荒誕不經(jīng)的。但不管資本帝國如何以“使命”或“選民”的話語來自我論證，其結(jié)構(gòu)始終是中心對于邊緣的剝削與壓迫。

今天，隨著特朗普政府轉(zhuǎn)向“美國優(yōu)先”政策，中國已經(jīng)成為國際領(lǐng)域中的“自由貿(mào)易”旗手。我們能期待中國能在某一天被納入這個流行的“正統(tǒng)論”譜系嗎？這種渴望已經(jīng)在國內(nèi)的一些話語中出現(xiàn)。但這種期待是不切實際的，也是沒有意義的。即便在若干年后，中國成為無可爭議的全世界最大經(jīng)濟體，恐怕也很難成為資本世界中的那個“被挑選者”（the chosen），從而被納入那個流行的“正統(tǒng)論”譜系，因為中國本來就是不是以資本帝國常規(guī)的方式崛起的，即便掌握了“自由貿(mào)易”旗幟，也缺乏其他標志性符號。中國人口規(guī)模巨大而資源極其有限，一種強調(diào)個體與資本擴張性的話語很難與中國的治理實踐相配套，也不太可能會成為主流話語。

但這也許恰恰可以讓中國放棄幻想，從而朝向一種更大的普遍性：中國的光榮，并不在于攫取極多的資源供養(yǎng)數(shù)量有限的人口并向他人夸耀自己的“自由生活”，而是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走出一條更具普遍性的發(fā)展道路，從而為諸多渴望發(fā)展并保持自身獨立性的發(fā)展中國家?guī)砭裆系募詈徒?jīng)驗上的參考。

參考文獻：

[1] Lydia H. Liu，The Clash of 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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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饒宗頤：《中國史學上之正統(tǒng)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

[5] 邁克爾·曼：《社會權(quán)力的來源》（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85頁。

[6]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駁異教徒》（下），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9年版，，第346-347頁。

[7] 奧古斯丁：《上帝之城》（下），第346頁。

[8] Paulus Orosius, tr. Roy J. Deferrari , The Seven Books of History Against the Pagans ,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1, pp. 44-46.

[9] Ibid, pp. 285-287.

[10] Daniel,2：31-45.

[11] St. Jerome, tr. G.L. Archer, Jerome’s Commentary on Daniel,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58, p. 32.

[12] 杰羅姆的《但以理書評注》完成于407年。476年，羅馬帝國西半部分的皇帝羅慕洛·奧古斯都被日耳曼人的部落首領(lǐng)奧多亞克廢黜，西羅馬滅亡。羅馬帝國東半部分則繼續(xù)存在，始終自稱“羅馬帝國”，后被稱為拜占庭帝國，1453年被奧斯曼帝國所滅。

[13] 詹姆斯·布賴斯：《神圣羅馬帝國》，孫秉瑩等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8年版，第24頁。

[14] 邁克爾·曼：《社會權(quán)力的來源》（第一卷），第415-417頁。

[15] 根據(jù)Fritz Kern，中世紀時代，只有古老的好的法律（the Old good law）才是正當性的基礎(chǔ)。Fritz Kern, tr. S. B. Chrimes, 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 Greenwood Press, 1985, pp. 149-151.

[16] 該文獻的可信度長期遭到質(zhì)疑，但直到1440年才被證明系偽造。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指出了文件中的幾個客觀錯誤，比如其中提到了幾座當時并未建成的廟宇以及君士坦丁其實從未患過麻風病的事實。天主教會承認了法令是偽造的，并于1929年將相關(guān)土地歸還給了意大利。

[17] Robert Folz tr.  Sheila A. Ogilvie, The Concept of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dward Arnold Ltd, (1969), p.11.

[18] 亨德森（Ernest F. Henderson）的譯本使用的是“或”（seu），富爾茨的譯本使用的是“和”（et）。亨德森認為，教皇把“意大利或西部地區(qū)”篡改為“意大利和西部地區(qū)”，以主張其對整個西歐世界的權(quán)力。參見Ernest F. Henderson, Selec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Middle Ages, London: George Bell and Sons, (1925), p. 269.

[19] Robert Folz，tr. Sheila A. Ogilvie, The Concept of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dward Arnold Ltd, (1969), p. 179. 另一版本是：“朕的帝國和王國的權(quán)力（the power of our kingdom）應(yīng)當轉(zhuǎn)移到……。因為在……，一位塵世的統(tǒng)治者擁有管轄權(quán)（jurisdiction）是不正當?shù)摹！币奅rnest F. Henderson, p. 328.

[20] 這段材料的兩個譯本分別來自Robert Folz，tr. Sheila A. Ogilvie, The Concept of Empire in Western Europ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Edward Arnold Ltd, (1969), p.181; James Bryce, The Holy Roman Empire, New York: the Macmillian Company, (1901), pp. 53-54.

[21] Marsiglio of Padua，tr. Annabel Brenett, The Defender of Peace, 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2005), pp. 557-558.

[22] Marsiglio of Padua，tr. Cary Nederman, Defensor minor and De translatione Imperii, 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1993), pp. 6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