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您多次提到APEC“非約束性”“自主自愿”等原則，這些原則自然有其積極的一面，但在實踐過程中難免也帶來不少困擾，尤其是在成員利益日趨多元化甚至產生沖突的情況下，對成員缺乏約束力，也容易導致運行效率低下、合作實效性較差等問題。您幾年前的一篇論文也曾點出這些問題。如今您對這個問題有什么好的改進建議么？

劉晨陽：確實，如何加強APEC的效率，讓其變得更具有成果導向，這不僅是我個人表達的觀點，可能也是APEC多年來討論后達成的共識之一。然而，現在我覺得我們還需要關注國際或區(qū)域合作的新形勢、新趨勢以及外部各種因素的影響，這些情況也在發(fā)生變化。也就是說，在不同情況下，誰更有效率、誰能在較長時間內推進合作、誰能取得更大成效，需要辯證客觀地看待。

比如，WTO作為最具代表性且具有約束力的多邊合作機制，從2001年多哈回合談判啟動至今已有20多年，始終無法達成最終協(xié)定，甚至連最重要的WTO爭端解決機制都已經停擺。也就是說，在形式上具有約束力的合作模式，在當前復雜的多種因素影響下，可能無法實現其本身應體現的合作機制優(yōu)越性。

再有，現在以自由貿易協(xié)定為代表的區(qū)域一體化，同樣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有時候由于數量眾多，標準不一，實施成本相當大。另外，以“印太經濟框架”為代表的區(qū)域合作機制，背后摻雜了眾多地緣政治因素，使得許多成員既無法獲得真正的經濟收益，還受到一些政治因素的裹挾和綁架，從而被迫在某些事情上選邊站。在這種情況下，它本身是否基于市場開放原則推進合作，這點都存疑。

IPEF領導人合照（白宮視頻截圖）

考慮到這兩個因素，我認為APEC的目的反倒是讓大家能夠坐在一起，可以平衡各自的利益。先找到交集、共識，再由領導人最高層面推進，之后通過委員會工作組等機制落實，這種自上而下的模式，可能反倒比經過談判或主權讓渡才能參與合作的模式更容易達成階段性成果。例如，“APEC環(huán)境產品清單”在2012年領導人會議達成一致后，大家迅速明確了清單目錄，然后降稅。APEC在該領域的合作對促成WTO《環(huán)境產品協(xié)定》談判的啟動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因此，我認為下一步若要強化APEC的效能，一方面，可以采取類似于之前APEC推進的“部門自愿提前自由化”（EVSL）或“探路者方式”——我們不要求所有成員在某件事情上同步完成，而是可以讓部分成員先行動起來，起到示范作用，再讓其他成員自愿加入。在未來的合作項目和領域中，這種模式可以繼續(xù)推廣。

另一方面，APEC可以與其他多邊機構或組織加強聯(lián)動，共同參與項目投入，匯集更多資源。如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我們現在又強調數字基礎設施，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亞洲開發(fā)銀行（亞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都可以參與。

觀察者網：實際上，您這答復也回答了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談到的“如何打造亞太發(fā)展的下一個‘黃金三十年’？在這一進程中如何更好發(fā)揮亞太經合組織作用？”。

劉晨陽：對。再引申一點，也是許多專家的呼聲，認為APEC不應局限于亞太，而應該是一個全球性的APEC，讓它在全球經濟治理中承擔更多重要作用，彌補目前多邊合作機制存在的缺陷。

實際上，近年來APEC在推進包容和可持續(xù)發(fā)展、全方位互聯(lián)互通等領域與G20等合作機制之間的聯(lián)動關系越來越明顯。我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滿足了大家在多邊合作層面的很多利益訴求；下一步，APEC應該能夠提供一些機制化設計，讓它在多邊層面發(fā)揮更多作用，并與各種不同層次的區(qū)域合作機制形成互動。

此外我認為，以工商界為代表的社會各界可以更好地、實質性地參與到APEC的合作中。目前，APEC為領導人們與工商界代表開展對話提供了平臺，雖然這很重要，但我們仍需設計一些機制或加強項目實施，讓工商界和私營部門的資源能更充分地參與到各領域的合作中。

蘋果CEO庫克出席APEC晚宴（視頻截圖）

在落實方面，應該加強項目引導，加強合作計劃與行動計劃的階段性實施評估，以此來吸引工商界和社會群體的參與。這可能也是下一步讓APEC更具效率和影響性的模式。

觀察者網：這也就是您曾提到的“加強合作的實效性”。提到地緣政治，近幾年中美關系的變化對全球經貿往來產生了很大影響，從宏觀層面來看，它是主導性因素之一，您剛剛也提到，一些國家和地區(qū)有時面臨選邊站的難題。APEC成立至今已有30多年，你們是否有數據統(tǒng)計過，中美關系的變化會如何影響亞太地區(qū)的經貿聯(lián)系？

劉晨陽：客觀來說，盡管中美關系總是在曲折中發(fā)展，但過去30余年來中美雙邊經貿總體保持了增長的態(tài)勢，因此并沒有對亞太地區(qū)整體的貿易投資格局產生非常直接的負面影響。

我認為過往亞太地區(qū)經貿在數據方面起起伏伏，更多是因為周期性經濟危機或疫情，這些因素的影響是最直接的。中美關系變化對亞太地區(qū)的影響，更直接體現在亞太區(qū)域合作的整體氛圍方面，也就是影響成員們參與亞太區(qū)域合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尤其是近幾年，美國開始推行“小院高墻”和“脫鉤斷鏈”，亞太地區(qū)原先基于市場規(guī)律優(yōu)化布局產業(yè)和完善供應鏈體系的進程受到了直接沖擊。令人高興的是，這次中美峰會上，雙方領導人在共同維護亞太地區(qū)產業(yè)鏈和供應鏈穩(wěn)定方面達成了一些新的共識。

而且我注意到這次《領導人宣言》中也明確提到，APEC要在亞太地區(qū)致力于以市場驅動方式推進區(qū)域經濟一體化。這是一個非常積極且重要的信號。我認為這次宣言中提到的氣候變化、能源轉型等事項，如果下一步能轉化為APEC的具體合作項目或合作計劃，將有助于中美找到更多的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