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春洲】

魏晉至隋唐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中古時期，它最鮮明的特色便是“士族社會”長期存在——魏晉時期開創(chuàng)的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政治格局。東晉南朝“王與馬共天下”則昭示著皇權(quán)和士族的協(xié)作統(tǒng)治。士族群體自身又通過“婚姻”與“仕宦”兩條途徑成為享有“世卿世祿”的特權(quán)階層。隋唐一統(tǒng)后，關(guān)隴集團、山東舊族以及江南新貴成為左右政權(quán)的三股士族勢力。

《隋唐嘉話》曾經(jīng)記載唐高宗時宰相薛元超的一段評論，即可略窺高門士族在社會的影響力：“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為什么沒有能夠娶“五姓女”為妻，成為薛元超的平生所恨？“五姓女”為五姓七家之女，這個概念最初在北朝時期形成。北魏孝文帝欽定的四姓為清河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此外，隴西李氏、趙郡李氏、博陵崔氏也是當時一等一的望族。至隋唐時，這五種姓氏、七個家族成為當時最頂級的門閥家族。

士族勢力的強大，對皇權(quán)不利，唐太宗尤其不能容忍山東士族凌駕于皇族之上。為此，他命高士廉等刊正姓氏，尤重“當朝冠冕”。修訂后的《氏族志》基本貫徹了唐太宗的指示，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曾居一等士族的崔干被降為第三等。

此舉壓抑了山東、江南士族，鞏固并提高了李唐皇族為代表的關(guān)隴集團的社會地位。雖扶持了部分庶族官僚，然下等士族等政治新貴的上升仍然有相當程度的阻礙。與此同時，房玄齡、魏徵都爭相與山東舊族聯(lián)姻，山東舊族依然保持著他們崇高的社會地位。

可以說《氏族志》的編修為加強皇權(quán)，維系關(guān)隴貴族的統(tǒng)治較有助益，但并未在根本上動搖士族在政治與社會上的特殊地位。這件唐太宗沒辦成的事情，直到武則天上位時才得到改變。

武則天像

高宗即位后，權(quán)力的核心層基本被長孫無忌、褚遂良等關(guān)隴集團的舊臣把持。一方面既給高宗皇權(quán)決策的唯一性造成削弱，另一方面又引起了廣大庶族官僚的不滿。雙方的矛盾最終在“廢王立武”的事件中爆發(fā)。

待到長孫無忌流放黔州，被逼自殺，關(guān)隴集團遭到重創(chuàng)。武則天成為王朝的實際執(zhí)掌者。從“二圣并稱”到“以周代唐”，武則天不僅完成了華麗的轉(zhuǎn)身，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執(zhí)政時期采取的種種統(tǒng)治措施也極大改變了唐代的政治與社會結(jié)構(gòu)。

顯慶四年(659)，在武則天的主導下，高宗下令重修《氏族志》，改稱《姓氏錄》。皇后的武姓位列一等?！捌溆嘞ひ允颂乒倨犯呦聻闇剩簿诺?。”仕唐“得五品官者，皆升士品，于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

《姓氏錄》的等級劃分以唐代的官品為衡量標準，五品官階成為其中的分水嶺。凡在其上者，不管為士族與否，均被納入其中，共有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大批地方望族失去了士族的頭銜，相當程度上打破了門閥士族與低等士人的界限。

在高宗末年，武則天完成了對高層政治人物宰相群體的重新洗牌與布局。武則天鼓動高宗引用資歷淺的文士為宰相，僅永淳元年(682)，就任命了四個四品官為宰相。品階較低的政治新貴成為武則天臨朝稱制的重要擁護者，這一系列的政治舉措與歷史動因最終導致了中古士族階層的極大震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