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利維坦》引進了授權-代表的概念，君主制或貴族制可以通過直接授權-代表來建立，也就完全沒有必要先建立民主制，再由民主會議轉讓主權來建立君主制或貴族制了。正如Paul Sagar所說：“如果霍布斯的確認為，在實踐中所有的主權都是以力獲得，那么民主建國的確是一個闡明主權概念的形成機制的思想實驗的一部分，但民主建國并不是主權根本特征的要求。我們應該進一步指出，在《利維坦》中，即使在按約建立的主權中，霍布斯也放棄了民主建國的概念。理由非常簡單，隨著《利維坦》第十六章引入的新的授權概念（先前的著作里沒有這個概念），即便是按約建立的主權，也可以立即產生君主制（或貴族制），不再需要一個民主主權的過渡期以建立君主制?！盵16]

正是《利維坦》在理論上徹底否定了建立在“相似”原則上的中世紀代表制，而以十七世紀的知識型“再現”（representation）[17]為原則，建立了現代代表制?，F代代表制即現代主權國家。建立現代主權國家如同上帝創(chuàng)世，是人以自己為質料，造就一個“人造人”，[18]現代主權國家就是那個“人造人”，它終結了自然狀態(tài)中人與人之間基于自然權利的戰(zhàn)爭，用國與國之間基于主權的戰(zhàn)爭替代之。新造一個新邦（如美國）如是，[19]新造一個舊邦（如中國）亦如是。

本輯中康向宇和田力的文章，在理解了建立現代國家中代表制的這兩重含義后，重新考察了清末預備立憲中的官方憲政理論和思想爭論。在康向宇的文章中，代表制既涵蓋“政體”問題，也涵蓋“國體”問題?？迪蛴钫J為，日俄戰(zhàn)爭后，1905年清廷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實際形成兩套立憲方案，其中“載澤方案關注國體，端方-梁啟超方案關注政體”。載澤方案“主張日本模式，議會只是政體代表制，君主才是主權代表者”；而端方-梁啟超方案“主張英國模式，議會是政體代表制與主權代表者的綜合體，君主則是虛位。梁啟超試圖用政體問題吸納國體問題，假借政體改革的名義，逐漸變更主權代表者，從而在中國完成一場英國式‘光榮革命’。”

清政府派出考察團赴各國考察立憲

康向宇認為，1908年《欽定憲法大綱》雖則采納了日本模式，但卻沒有取得《明治憲法》那樣的成功，除了現實政治的原因外，根本上是因為《欽定憲法大綱》不可能移植《明治憲法》背后那套“以國體為核心概念、以天皇為絕對權威的政治神學”?！懊髦螘r代的‘國體-政體論’是一種政治整合的憲政理論?！椪w’僅僅事關具體的權力配置方案，‘君主國體’才是這個權力配置方案賴以成立的政治神學基礎”。“‘國體-政體論’的關鍵不是政體，而是國體。國體的本質不是主權者，也不是制憲權，而是一個共同體‘寓特殊于普遍’的政治想象。國體是普遍的。每一種國體，都承載了一個共同體的自我認同，透過共同體內部最普遍的文化忠誠，我們實踐著‘認識你自己’的古老命題。國體又是特殊的。一個國家的國體，往往根植于本國獨特的——包括神話傳說、典籍文獻、倫理觀念、生活習俗以及政治制度等在內的——歷史文化傳統，如因此必然是不可移植的?！盵20]

田力的文章則從代表制的這兩重含義出發(fā)，考察了梁啟超和章太炎在清末立憲過程中的思想爭論。1906年清廷官制改革方案出臺之后，梁啟超的政體構想從責任內閣制轉向了議會制。田力認為，梁啟超的議會制構想背后實際上是一種“地域代表制”，“在這種以地域性代表制為原則的選舉制度之下，選出來的國會議員要么是地方上的‘土豪’階層，要么就集中于幾個東南沿海自古富庶的地區(qū)”，這其實“無法回答章太炎那則頗具歷史洞見的批評：如何避免內戰(zhàn)的爆發(fā)。”

章太炎（左）和梁啟超

田力認為，章太炎在預備立憲時期發(fā)表的《秦政記》與《代議然否論》通過批判立憲派提出的以地域代表制為內核的議會制，“試圖以徹底改造君主制的方式引入總統制?！薄傲簡⒊氖且豁斢降幕使冢绿讋t要的是一個共和制下的君主?！薄叭绻f梁啟超推崇的民權不過是紳權而已，那么章太炎的民權則是盡可能將主權落實到每個個體身上?！薄罢绿椎目偨y制試圖通過血緣性獲得國家認同的基礎，梁啟超的議會制則希望用地緣性獲得國家認同的基礎。這兩種政體蘊含著封建制兩個不同的要素。如果說章太炎的設想接近于所謂的民族國家，在他眼中，梁啟超的方案或許代表著一種土地國家，一旦將血緣要素與地緣要素真正分離，民族自決也就被剔除了對領土的訴求，而與文明要素掛鉤?！碧锪φJ為，章太炎“通過歷史氏姓學的工作，將血緣要素納入到打造政治民族的過程中去。這種看似與代表制無關的思想，恰恰是未曾與議會制相混淆的代表制。代表者是一個人格化的主體，被代表者則需要與該主體保持極高的同質性。”[21]

“代表制”所涉及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還有很多，本輯僅僅是一個初步的嘗試。

參考文獻：

[1] [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第125頁。

[2] Terence Ball , James Farr, Russell L. Hanson, ed. Political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Pp.133-139,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1989.[美]皮特金：“代表”，鮑爾等編：《政治創(chuàng)新與概念變革》，朱進東譯，140-143頁，譯林出版社, 2013.

[3] Sir Thomas Smith. De Republica Anglorum. Edited by MaryDe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p.79.

[4] [美]曼斯菲爾德：“近代代議制和中世紀代表制”，劉鋒譯，劉小楓編：《施米特與政治法學》，

上海三聯書店，2002，第329-364頁。

[5] Gierke, Otto. Political theories of the Middle Age. Trans.by 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Cambridge: The University Press, 1922, pp.61-67.

[6] [法]基佐：《歐洲代議制政府的歷史起源》張清津、袁淑娟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7] [美]曼斯菲爾德：“近代代議制和中世紀代表制”，劉鋒譯，劉小楓編：《施米特與政治法學》，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2，第361頁。

[8] [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95，第131-132頁，譯文有改動。

[9]見本輯中楊光的文章：“論霍布斯的建國契約——基于‘轉讓’與‘授權’的區(qū)分”。

[10][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95，第140-141頁，譯文稍有改動。

[11]見本輯中收入的亨利·帕克“對國王陛下某些近期答復和陳述的評論”（1642年）譯文以及譯者康向宇的導言。

[12][英]霍布斯：《論公民》12.8，應星、馮克利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第126頁。

[13][英]霍布斯：《論公民》6.1注，應星、馮克利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第72-73頁。

[14][英]霍布斯：《論公民》12.8，應星、馮克利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第126頁。

[15][英]霍布斯：《論公民》6.2，應星、馮克利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3，第61頁。

[16] Paul Sagar . “Of Mushrooms andMethod: History and the Family in Hobbes’s Science ofPolitic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Theory, May 12, 2014.

[17] [法]?？拢骸对~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莫偉民譯，上海三聯書店, 2001，第三章。?？略凇对~與物》中對體現17世紀“再現”原則的委拉斯開茲畫作《宮娥》的分析，也可以挪用到《利維坦》那著名的扉頁畫上。

[18][英]霍布斯：《利維坦》，黎思復、黎廷弼譯，商務印書館，1995，第1-2頁。

[19]見本輯中波考克“1776：反議會革命”和孫逸舟“代議制與利益問題”。另可參見：趙曉力：“美國憲法與憲政”，高鴻鈞、李紅海編：《新編外國法制史》（下冊），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第152-171頁。

[20]見本輯中康向宇的文章：“‘國體-政體論’與清末立憲”。

[21]見本輯中田力的文章：“從封建到代表——清末預備立憲中的建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