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永樂】

如果不是因為寫作“門羅主義”全球史著作《此疆爾界》的機緣，我也許很難真正從心靈上“重逢”拉丁美洲。17年前，我曾經在洛杉磯的“小哈瓦那”回聲公園（Echo Park）居住一年，每天穿過熙熙攘攘的講西班牙語的人群。我知道那些古巴流亡者可以與美國的“歷史終結論”者發(fā)生什么樣的共鳴。但對于“門羅主義”話語和實踐的思考，讓我意識到，拉丁美洲的諺語“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背后有著多么痛切的歷史體驗。

自19世紀末以來，美國的西半球霸權在一個多世紀中從未動搖過。美國的軍事霸權、金融霸權、技術霸權牢牢鉗制著西半球。不僅如此，用一位拉美國家高級外交官的話說：“美國更像是梵蒂岡，你很難被其接納，你必須遵守很多規(guī)則，而且還要去懺悔，但你仍有可能會受到詛咒，而不是去往天堂。”這顯然是一個充滿天主教色彩的類比，美國絕不僅僅是一個世俗權威，它經常祭出自己的正當性原則，不斷質問拉美國家，并要求其“懺悔”。

今年6月，美聯(lián)社報道稱：“拜登是在分裂的美洲峰會上尋求共識。”

要理解被殖民者長期稱為“西印度”的拉丁美洲的處境，不妨將其與殖民者眼中的“東印度”即東南亞地區(qū)做一個對比。

西班牙和葡萄牙16世紀就在這兩個區(qū)域建立起穩(wěn)固的殖民統(tǒng)治，后來又有荷蘭、英國、法國等殖民者加入。在兩個區(qū)域的不少地方，發(fā)展出了類似的社會經濟特征，如大莊園、大地主和天主教的強大影響力。拉丁美洲的民族獨立運動比東南亞要早一個世紀，但兩者的歷史境遇大大不同。由于地處冷戰(zhàn)前沿，不少東南亞國家獨立后得到美國的扶持，同時也獲得日韓制造業(yè)的帶動。中國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后，東南亞國家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和產業(yè)合作，經濟發(fā)展進一步加速。在地緣政治上，很多東南亞國家也是“左右逢源”獲取資源。

而19世紀以來，許多拉丁美洲國家獨立后經濟上先依附于英國，后依附于美國。二戰(zhàn)后，隨著美國霸權的進一步鞏固，拉美各國受其影響程度也逐漸加深。如巴西在1960—80年代一度推行“進口替代”戰(zhàn)略，實行貿易保護，吸引外資在國內建立工廠，然后補貼中產階層購買國產工業(yè)制成品，以期建立相對完整的工業(yè)體系。1970年代，由于石油危機的影響，美國開始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國際借貸利率較低的情況下，巴西大幅舉債，擴大公共開支。然而美聯(lián)儲從1979年開始加息，國際資本大量流出巴西，導致債務危機爆發(fā)。至1990年代，巴西走上新自由主義道路，還處于保護期的許多本國工業(yè)企業(yè)在進口商品的沖擊下紛紛垮掉，大量國有工業(yè)企業(yè)被私有化，公共服務大幅削減，貧富差距急劇拉大。

21世紀重新上臺的左翼政權走上了依靠出口農產品和礦產資源等大宗商品、補貼窮人以拉動消費市場（同時也保證選票）的道路，但這樣就缺乏資源投入基礎設施建設與制造業(yè)，嘗到社會福利甜頭的勞動者也很難再安于枯燥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yè)崗位。由于拉美政權無法避免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波動與美聯(lián)儲貨幣政策的巨大影響，一旦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外資撤離，財政收入暴跌，政治動蕩也就接踵而至。而政黨輪替通常意味著經濟政策的大幅震蕩。最近拉美的政治鐘擺再次向左偏移，但只要經濟基礎沒有改變，恐怕拉美就很難擺脫這種充滿動蕩的政治周期。

巴西候任總統(tǒng)盧拉當地時間11月10日在巴西利亞與政治盟友舉行的會議上，談到巴西正與饑餓作斗爭時當場落淚。

拉丁美洲沒有成為“世界工廠”，更談不上進一步升級為“世界實驗室”。與東南亞相比，它的制造業(yè)要更加薄弱，在互聯(lián)網等新興領域，拉丁美洲更是美國跨國企業(yè)的天下。即便部分拉美國家開始在大國之間搞平衡，也沒有東南亞那樣的地緣政治條件。美國在拉美的霸權是相當穩(wěn)固的，缺乏扶植拉美經濟的動力。拉美國家如果觸動美國資本的利益，其結果或是政黨輪替、經濟政策轉向，或是像古巴和委內瑞拉那樣被長期制裁，經濟外向發(fā)展空間嚴重受限。

盡管如此，拉丁美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秩序的本來面目，進而更好地理解中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的主體性所在。以西方殖民者為中介，中國在明代就與拉丁美洲發(fā)生經濟關聯(lián)——大量美洲白銀的流入對于中國內部經濟的運行產生了深刻影響，美洲農作物的傳入更是影響深遠。但中國與拉美的直接交往要等到19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