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中國西域動蕩最激烈的時期，而這全局性大動蕩多有西藏反清勢力插手。

清政府軍征伐準噶爾

清康熙十年（1671年），準噶爾部首領僧格在內訌中被殺，消息很快傳到西藏，噶爾丹在西藏僧俗上層全力支持下，日夜兼程返回準噶爾，奪取準噶爾最高權力。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康熙皇帝作出撤藩的決定。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三蕃隨之作亂，為時八年，禍亂整個江南。

噶爾丹利用康熙西南平叛、無暇西顧之機，大肆擴張，準噶爾確立了在天山南北廣大地區(qū)的有效統治。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噶爾丹領兵3萬，迫使吐魯番、哈密臣服，準噶爾勢力已伸展至甘州（今甘肅張掖）一帶，同年，達賴喇嘛五世應噶爾丹之求，擅授“博碩克圖汗”號。³⁰清康熙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1685~1688年），中國軍隊為收復領土雅克薩，對入侵的俄軍進行了兩次圍殲戰(zhàn)。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沙皇俄國為了從西面牽制康熙，慫恿和支持噶爾丹進攻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繼而進軍內蒙古烏珠穆沁地區(qū)(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東、西烏珠穆沁旗)，威逼北京?？滴跤秩温受娪H征，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烏蘭布通之戰(zhàn)”(今內蒙古克什克騰南)中將準噶爾部擊潰，噶爾丹敗退至科布多(今內蒙古吉爾格朗圖)。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在“昭莫多之戰(zhàn)”（今內蒙古肯特山南）中，噶爾丹的主力軍被清軍徹底擊潰，部眾紛紛叛離。次年噶爾丹病逝。

清雍正五年（1727），西藏噶布倫阿爾布巴串通準噶爾部³¹陰謀叛亂。與康熙一樣，雍正也是從西域全局的角度考慮發(fā)兵平叛問題，十一月十一日，他在鄂爾泰奏折上朱批：

西藏、諄噶兒³²之事，比不得安南³³、鄂洛素³⁴海外諸國。四十八旗、西海、喀爾喀等蒙古人心系焉。諄噶兒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協，眾蒙古心懷疑二。此二處實為國家隱憂，社稷生民憂戚系焉。³⁵

雍正將出兵西藏問題放在整個西部即“四十八旗、西海、喀爾喀等蒙古人心”穩(wěn)定的全局中考慮。清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雍正諭旨內閣：“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從，故欲約束蒙古，則喇嘛之教亦不輕棄?！?³⁶這意思是說：蒙古人不安靜，可以用喇嘛教撫綏，而要利用喇嘛教，就不得不注意西藏問題。注重喇嘛教，首先要籠絡教王達賴。史學家馮爾康認為“雍正在處理西藏問題時，兼顧準噶爾問題，是正確的?！?sup>37

“夫解雜亂糾紛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sup>38在當時，發(fā)生在新疆的準噶爾問題既是新疆、蒙古問題，也是西藏問題。為此，自唐始，中央對新疆的控制重點一直放在南疆地區(qū)：控制南疆既抓住了新疆穩(wěn)定的關鍵，又截斷了疆藏分離勢力間的互動聯通。³⁹同樣的道理，抓住西藏，也就抓住了中國整個西域的重心。

在西藏問題上，我們不僅要知己，更要知彼。我們說西藏問題是中國安全的全局問題，這不僅是中國視角，同樣也是西方反華戰(zhàn)略的視角。

二戰(zhàn)結束后，美國將西藏地區(qū)與所謂“共產主義擴張”聯系起來，開始注意西藏問題。一部分美國駐印大使館官員就提醒美國政府注意西藏對于“遏制共產主義勢力”的戰(zhàn)略地位。  

1949年1月，中國國共戰(zhàn)場上的三大戰(zhàn)役⁴⁰基本結束，中國共產黨取得了絕對的勝利，國民黨政權面臨土崩瓦解。美國駐新德里大使就提出報告，建議美國國務院“根據亞洲正在變動的情況重新審議美國對西藏的政策”，其理由為：

1．如果共產黨控制了中國本部，西藏將是亞洲大陸僅存的為數不多的非共產主義堡壘之一。外蒙古已經獨立。共產主義在緬甸的影響很大，而且正向新疆和內蒙古滲透。西藏因此將具有意識形態(tài)和戰(zhàn)略上的雙重重要性。

2．如果西藏擁有抵御共產黨滲透的能力——而駐新德里的使館認為西藏似乎確有些能力，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而不是繼續(xù)當作已被共產黨統治的中國的一部分符合我們的利益。

3．西藏政府相對穩(wěn)定。人民天性保守，篤信宗教，他們具有反對與佛教信條相沖突的共產主義的傾向。達賴喇嘛的權威遠遠超出了西藏之外，對信仰藏傳佛教的尼泊爾、錫金、不丹、蒙古等地的人民也有號召力。

4．中國政府現在無法斷言享有對西藏事實上的有效管轄權——并且目前看來，它也不太可能再申張這種權威。

5．西藏日益顯示出同外部世界建立商貿及其他聯系的興趣。務必使他們同外部世界建立關系的努力面向西方而非東方，這符合我們的利益。⁴¹

1949年4月12日，美國駐新德里大使亨德森致電國務卿艾奇遜：“共產黨對西藏控制的擴展反過來會影響美國對抗全球共產主義的全面立場。首先，共產黨控制的西藏會對南亞尤其印度等非共產主義地區(qū)構成嚴重威脅。按照目前西藏和印度之間的條約安排，西藏人獲準不需要任何旅行文件就可進入印度。因此，如果在西藏建立了共產黨政府，這個地區(qū)將為共產黨代理人滲透印度提供一個意義重大的基地。”⁴² 亨德森“實質上提議，假使共產黨成功控制了整個中國，或者出現了具有同等重大影響的發(fā)展，我們實際上應當準備將西藏當作獨立的實體對待” ⁴³。

7月2日，美駐印大使亨德森再致電提醒艾奇遜，“由于當前中國和南亞的新發(fā)展，我們再次冒昧建議重新考慮我們對西藏的政策”，建議“（1）我們努力安排派往西藏的代表團不遲于9月1日到達拉薩；（2）這樣的代表團應由重要而且外交經驗豐富的美國人率領，隨員應當外事經驗豐富；如果代表團與西藏政府的關系發(fā)展順利，代表團中少數人可以無限期留在拉薩。” ⁴⁴亨德森還向國務院申述了提出上述建議的理由：

（1）共產主義在中國本部勝利以后，西藏的發(fā)展對于中國以外的亞洲大部分地區(qū)意義重大；因此，在拉薩派駐我們的觀察員似乎是有利的；（2）我們認為，我們不應繼續(xù)無視在亞洲將來事務中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和人民；（3）適當的觀察員能夠成功在西藏人中創(chuàng)造友好氣氛，這種氣氛在一定的時候也許非常有用；（4）現在正是我們努力維持與西藏的非正式關系的時候，因為通過已經不起作用的中國國民政府接近西藏政府顯然是無意義的嘗試，而且我們與其他政府沒有關系。如果我們與有效控制中國本土的政府建立了關系，直接非正式地接近西藏政府將非常困難。⁴⁵

在這里亨德森實際上是在暗示美國政府在國民黨政府對西藏失控而共產黨政府尚未接管西藏之際，迅速插手西藏并為將西藏從中國主權中分離出去做好準備。他提醒國務院注意“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或‘宗主權’”的區(qū)別，認為“一般來說，與‘主權’相比，‘宗主權’暗指中國的管轄權較少，西藏自治權較大”⁴⁶。1949年7月8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即將離任回國前寫信給艾奇遜說：“我們希望建議新德里使館今夏向拉薩派出小型代表團（國務院7月5日上午1時傳閱電報信息）。

廣州政府對西藏的管轄權已經不存在了，我們贊成在同中國共產黨政府建立關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認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動。” ⁴⁷7月28日，艾奇遜回復亨德森的第503號電文肯定了駐印度使館的建議“做出的貢獻”，稱國務院目前正在考慮“暗地派出代表團的可能性，國務院會重視你們的討論” 。⁴⁸此事后因“目前印度實質上壟斷了西藏的對外關系” ⁴⁹，美國如派代表團赴藏，“情況將變得復雜”而作罷。

盡管如此，美國國務院還在第889號電文中敦促美駐印度使館“借機利用共產主義對西藏的威脅來強調來自共產黨中國的危險危及了印度自身，對中國事態(tài)的發(fā)展持半超然的態(tài)度是不現實的”⁵⁰ 。

1950年10月16日，根據《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的規(guī)定，人民解放軍進駐拉薩

鑒于美國、英國等將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的企圖及西藏的政治形勢， 1949年9月7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西藏》，向國際社會宣示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地位。11月23日，毛澤東在出訪莫斯科前夕⁵¹迅速致電并責成彭德懷等“西藏問題的解決應爭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澤東在電文中斷定“解決西藏問題不出兵是不可能的”。 ⁵²西藏當局于11月初、12月初分別向美國提出“援助”要求。1950年1月2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彭德懷等，敦促“如沒有不可克服的困難，應當爭取于今年4月中旬開始向西藏進軍，于10月以前占領全藏” ⁵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