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良政還是劣政”這個分析范式已經為不少西方有影響的人士所接受，例如，21世紀理事會主席尼古拉斯·博古瑞和《全球郵報》主編內森·加德爾斯在他們合著的《智慧治理》一書中就明確贊賞這個范式。暢銷書《超級版圖》的作者、全球戰(zhàn)略家帕拉格·康納也肯定這個范式。

我們非常愿意與西方討論民主問題，但這種討論可以這樣進行：我們不妨先問西方如何界定民主，如果他們認為這個概念只能是多黨制＋普選制，我們就應該實事求是地指出：你們講的這種民主最多只是形式民主的一種，不具有普世性。我們更愿意首先討論實質民主，即形式民主所要達到的目標。形式民主不等于實質民主，就像形式正義并不等于實質正義；就像參加了考試并不等于取得了好成績。

西方“民主還是專制”這個范式早就過時了，我們需要使用“良政還是劣政”的新范式，“良政”本質上就是“實質民主”，即民主所要實現的目標。這樣我們就把“良政還是劣政”的新范式與民主話語結合起來了。

我們可以從追求良政，即追求實質民主出發(fā)，來介紹中國治國理政的大量經驗和做法，來探討各個國家如何根據自己的民情國情所進行的民主制度的探索和實踐，并在這個過程中互相交流經驗，取長補短，共創(chuàng)更為優(yōu)良的國家治理模式。

這種范式轉換對講好中國政治故事、政黨故事和治國理政很有幫助。它既可以是正面的較為詳盡的理論論述，也可以是互動或辯論中“短平快”的利器，讓人一下子化被動為主動，產生“一步好棋，全盤皆活”的良好效果。

跨國比較：把中國的制度績效與發(fā)展中國家、轉型經濟國家、西方國家這三類國家的制度績效進行比較

中國的政治故事要在國際比較中才能講得更清楚。我們可以把重點放在制度績效的國際比較上。

我在國內外演講或撰文時都比較注重這一點。我常用的比較方法是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三大類：第一類是發(fā)展中國家，第二類是轉型經濟國家，第三類是西方國家，然后把過去數十年中國的制度績效與這三類國家的制度績效進行比較，從而得出一些經得起檢驗的結論。

先與發(fā)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政治制度所取得的成績超過了其他發(fā)展中國家的總和，因為發(fā)展中國家最大的挑戰(zhàn)都是消除貧困。過去40年，按照聯合國的統(tǒng)計，世界上貧困的80%左右是在中國消除的。

與轉型經濟國家比，特別是蘇聯、東歐、中亞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和地區(qū)進行比較，基本結論也是一樣的，我們整體取得的成績超過這些國家成績的總和。我們光是外匯儲備就超過了這些國家和地區(qū)國內生產總值之和。

改革開放前，蘇聯經濟規(guī)模比我們大，現在俄羅斯的經濟規(guī)模只相當于一個廣東省，而且俄羅斯的產業(yè)結構和蘇聯時期相比，沒有太大的變化，主要還是能源和軍工，而中國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形成了大量的新興產業(yè)。俄羅斯的人均壽命比中國低，恩格爾系數比中國高。

與西方國家比較，實際上有很多地方我們已經走在西方的前面了。

以上海和紐約為例，這兩個城市都屬于各自國家的發(fā)達板塊，上海的硬件已經全面超越紐約了，無論是機場、港口、碼頭、高鐵、地鐵，完全是不同時代的作品了。軟件方面也可以比：上海百姓的家庭中位凈資產比紐約高；上海的人均壽命比紐約高4歲；上海的城市治安，比紐約好很多；嬰兒死亡率比紐約低。實際上，我們整個發(fā)達板塊，人口超過美國人口，完全可以和西方國家比一比。

我不是說我們各個方面都很好。我們還有很多問題，但是今天的中國確實沒有必要仰視西方了，我們完全可以平視西方，當然也沒必要俯視人家。這足以使我們確立道路自信。

另外，我們也可以直接進行政治制度內容的比較。例如，把中國的“選賢任能”制度和西方所謂的大眾選舉制度進行比較。

在許多西方國家，西方民主制度早已演變成一種“游戲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競選，把競選等同于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于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現，只要有助于打勝選戰(zhàn)就行。這種沒有“選賢任能”理念的“游戲民主”所產生的領導人能說會道者居多，能干者極少。中國政府決策過程的合法性和決策的總體質量遠在美國政府的決策之上。

橫向的國際比較對于中國人，對于外國人，都更有說服力。坦率地說，中國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在國際比較中明顯勝出。

文化敘事：把中國政治選擇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蘊揭示和呈現出來

中國政治故事通過文化傳統(tǒng)的敘述來講出來，往往會更具說服力。把中國政治選擇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蘊揭示和呈現出來，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確立“四個自信”，這也是講好中國政治故事迫切需要的態(tài)度。這也正好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

我在《中國震撼》一書中提出“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也是這種努力的一部分。我嘗試從中國古老文明與超大型現代國家結合的視角來介紹中國崛起和中國道路，這既是客觀事實的陳述，也為中國政治制度的文化敘述提供了新的視角。

從傳播效果來說，這比單純從政治或者意識形態(tài)的角度講中國政治故事更容易為多數人所接受。

例如，對于西方不易理解的所謂“一黨制”，其實是一黨執(zhí)政、多黨合作，我們可以從中國的政治文化傳承來介紹：中國是個超大型的文明型國家，是一個“百國之和”的國家，也就是成百上千的國家在歷史上慢慢整合起來的國家。

自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以后，中國的政治文化就形成了統(tǒng)一執(zhí)政集團的傳統(tǒng)，否則國家就可能四分五裂，而反對國家分裂又幾乎一直是中國政治文化最重要的傳統(tǒng)之一。辛亥革命后中國曾經嘗試西方的多黨制，但國家很快陷入了四分五裂、軍閥混戰(zhàn)的局面。中國共產黨還是中國歷史上統(tǒng)一執(zhí)政集團這種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延續(xù)和發(fā)展，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展。

中國共產黨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fā)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fā)展的方向和進程。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應該是世界上組織規(guī)模最大、組織能力最強的政黨。

中國學習了西方政黨的一些有益經驗，建立了強大的現代政黨體系，但同時又擁有獨特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兩者的結合使我們可以超越西方政黨模式帶來的民粹主義、短視主義、法條主義等嚴重問題。

當然，我們執(zhí)政黨自身建設還存有不少問題，我們需要通過全面從嚴治黨來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zhí)政水平，確保黨繼續(xù)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強領導核心。

我們還可以從政治文化角度比較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模式下的政黨，西方的政黨大都是公開的“部分利益黨”（西方多數政黨自己對此也不否認），而中國共產黨是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整體利益黨”。西方模式下的政黨大都是競選黨，不對自己民族的整體利益承擔終極責任。相比之下，中國的執(zhí)政黨須對中華文明的興衰承擔終極責任。

中國政治敘述也可以從中國“民本主義”的政治文化傳統(tǒng)來闡發(fā)。

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以立黨為公、執(zhí)政為民為執(zhí)政理念，在發(fā)展問題上始終堅持發(fā)展為了人民、發(fā)展依靠人民、發(fā)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從制定現代化建設“三步走”戰(zhàn)略，到提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很大程度上都反映了中國民本主義的歷史文化傳承，特別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的理念和實踐。

中國民本主義文化傳承拒絕政治機器空轉（這是西方政治模式的最大弊病之一），政治必須落實到改善民生上去，而且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民生的改善不僅包括物質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和人權的改善。

正因為中國共產黨與人民在一起，中國的現代化是為人民服務的現代化，它激發(fā)了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chuàng)造性，帶來了人民幸福感的提升，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對外部世界也越來越具有吸引力。

中國今天的制度安排，既有繼承中國自己文化傳承的一面，也有與時俱進、改革創(chuàng)新的一面。在這種認知和研究的基礎上，出現了類似復興路上工作室創(chuàng)作的《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視頻短片等優(yōu)秀作品，在網上發(fā)布后風靡一時。

在討論中國模式中政府和市場作用關系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從中國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角度出發(fā)，指出中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的大禹治水，追溯到2000多年前的《鹽鐵論》。在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三者的關系中，我們也可以追述中國社會主義的本土文化基因，如中國歷史上節(jié)制資本的傳統(tǒng)等。

從中國政治文化傳統(tǒng)的視角出發(fā)，解釋中國政治制度的許多安排，不僅能夠更好地幫助我們更為深入地認識中國今天的政治制度，而且也能使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生命力得到更多的張揚。這種生命力既可以激勵國人更加熱愛自己的祖國及其豐富的文化傳統(tǒng)，也更容易打動其他國家的眾多受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