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原本另有查良鏞。

查先生出身于舊中國浙江的富有家庭，家族因政權更替經歷巨變，基本經歷都簡略地寫進了其自傳式小說《月云》里。以查先生自己為原型的人物稱“宜官”，“月云”則是查先生家丫鬟的名字。查先生是這樣理解家庭悲劇的：

“從山東來的軍隊打進了宜官的家鄉(xiāng)，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壓農民，處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傷心了大半年，但他沒有痛恨殺了他爸爸的軍隊。因為全中國處死的地主有上千、上萬，這是天翻地覆的大變亂。

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與月云在井欄邊分別的那晚情景，全中國的地主幾千年來不斷迫得窮人家骨肉分離、妻離子散，千千萬萬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條糖年糕就感激不盡，她常常吃不飽飯，挨餓挨得面黃肌瘦，在地主家里戰(zhàn)戰(zhàn)兢兢，經常擔驚受怕，那時她還只十歲不到，她說寧可不吃飯，也要睡在爸爸媽媽腳邊，然而沒有可能。

宜官想到時常常會掉眼淚，這樣的生活必須改變。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傳下來的，他爸爸、媽媽自己沒有做壞事，沒有欺壓旁人，然而不自覺地依照祖上傳下來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過得很舒服，忍令別人挨餓受苦，而無動于衷?！?

查先生將家族遭逢的不幸放到時代變革的大背景中去消化，泯滅了仇恨，只留下歷史的反思。放下仇恨的查先生，在香港回歸前積極為“一國兩制”下的香港體制獻計獻策，可惜香港追隨陳日君之類的人太多，能領會查良鏞的人太少。

查先生去世時，李柱銘曾感嘆：現(xiàn)在回頭看，才知當年自己認為提出“極保守”政制方案的金庸有“高度智慧”，方案若最終落實，香港“可能已有民主”。李柱銘悔之晚矣。

查良鏞（資料圖/中新網(wǎng)）

香港少幾個陳日君，多幾個查良鏞，方有望實現(xiàn)真正的回歸。可惜現(xiàn)實卻遠不能如此樂觀。

被普遍認為是香港教育亂源之一的通識教育，之所以能演變成現(xiàn)在已不能不改變的現(xiàn)狀，其實也是因為，混亂的通識教育恰好切合了香港“反共抗中”意識能大行其道的社會特質。

另一方面，就對治港者的要求而言，夏寶龍講話中提出的要求，包括：

一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善于分析、解決香港面臨的各種困難和挑戰(zhàn)，始終站在國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整體利益的立場上，把握正確方向，堅守原則底線；

二是堅持原則、敢于擔當，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發(fā)展利益和香港長期繁榮穩(wěn)定的重大原則問題上，勇敢站出來，站在最前列，把維護“一國兩制”作為最高責任，同挑戰(zhàn)該原則和破壞“一國兩制”實踐者進行堅決斗爭；

三是胸懷“國之大者”，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zhàn)略高度和國家發(fā)展全局，謀劃香港的未來，辦好香港的事情，把背靠祖國與面向世界結合起來，把國家所需與香港所長結合起來，把祖國支持與自身努力結合起來；

四是精誠團結，在愛國愛港的共同旗幟下，緊密團結起來，把全社會的正能量激發(fā)出來，從而形成愛國者治港的強大力量和聲勢。

這無疑是殷切的期望和很高的要求。對回歸前完全被港英政府排斥在管治隊伍之外，回歸后也還是未能全面進入各管治領域，而現(xiàn)階段自身無論思想意識還是治理能力等綜合素質都亟待提高的“愛國者”和大多數(shù)“建制派”而言，至少短時期內，恐怕是難以承受之重。

正因為人的問題，香港未來很可能還要經歷一段艱難時期，即使逐步落實了“愛國者治港”，也未必很快能秩序井然，治理成效也不能期望很快能令人欣慰。中央政府和香港各方對此應該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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