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張慧瑜】

對于出生于改革開放時代的我來說，沒有經歷過大風大浪，再加上成長在小康之家，除了讀書，還是讀書，一路讀完博士，2009年近30歲才進入中國藝術研究院從事研究工作。做學術、寫文章，在這個時代都是沒名沒利的“苦差事”，幸好，這是我的興趣所在。近些年，我主要偏重電影、電視和大眾文化研究。對于很多人來說，看電影、看電視，是工作之余的消遣娛樂，而于我，這些都是消遣之余的工作。我并非藝術鑒賞家，也不是創(chuàng)作者。

文藝作品對我來說是觀察社會、把握時代的石頭，這里面浸染著歷史和社會的痕跡，而我的任務是從中找出時代的病癥和文化的癥候。“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文藝作品、尤其是大眾文化作品更是如此，它們如同時代的標本，儲存著特定歷史時期的氣息。在這一點上，我更認同于考古學家和偵探的角色。這篇文章，我想把自己的“文化經驗”也變成一塊時代的石頭，借此折射出這30年來中國社會與文化的變遷?，F在想來，對我影響最大的有三個階段，一是在縣城度過的中學時代，大致是90年代初期到末期；二是大學中文系的時代，是90年代末期到新世紀之初；第三是讀博士選擇學術生活，從2005年至今。

中學時代的三種文化經驗

借用法國理論家阿爾都塞對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的討論，教育、現代教育體系無疑是一個國家最為重要的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之一，尤其是基礎教育更成為塑造合格公民、樹立主流價值觀的主戰(zhàn)場。從現代性的角度看，教育不僅是現代科學、現代知識傳播的重要空間，而且老師與學生的關系也是啟蒙與被啟蒙的核心隱喻。相比赤裸裸的殖民戰(zhàn)爭，現代教育被認為是傳播西方現代文明的更“文明化”的方式。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領域出現了兩次轉折，一次是“文革”期間，發(fā)生在教育領域的造反運動成為這場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的重頭戲；二是七八十年代之交的社會轉型，“恢復高考”成為開啟改革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選拔式的精英教育不只是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培養(yǎng)符合現代化要求的新人才，更是把“知識改變命運”作為社會階層晉升的理想杠桿。正是這種新的教育制度，培養(yǎng)了包括我在內的80后們特殊的主體狀態(tài)。

我在山東西南部的一個歷史悠久又是革命老區(qū)的縣城上重點中學。記憶中這是一種集體主義的學習氛圍，有點像軍隊一樣，有固定的班級、固定的同學、國定的班主任，甚至每個人在教室里的位置也是固定的。從早到晚除了被安排的滿滿當當的課程之外，學校經常組織各種集體活動，如每周五的班級大掃除、一年一度的歌詠比賽、演講比賽等，每個班級和年級之間還有各種諸如衛(wèi)生、成績之類的排行榜。當然，最讓同學開心的是每年元旦每個班級都會組織隆重的元旦晚會，如同緊張學業(yè)之外的狂歡節(jié)一樣。與這種高度集體化、組織化的生活相呼應的則是中學時代所接受的語文教育。相比數理化等“客觀”的科學知識，作為基礎課程的語文課是最有文化和時代內涵的。

對于我這種90年代初接受中學教育的人來說，語文課本的基調還是人民史觀和革命史觀，課文的主體是現代文學和“十七年文學”，以革命作家為主，就連古文也是以現實主義作家和浪漫主義作家為線索，魯迅的作品最多，80年代在反思革命文藝的背景下被“翻案”的沈從文和張愛玲的作品沒有了，也就是說90年代的中學語文教育依然滯后于80年代以來的主流文學。我們對于作家、作品的評價采用現實主義的標準，看作家是否具有反抗性以及作品是否真實地反映了社會現實。我們總是很崇拜那些以身抗暴反抗黑暗現實的革命者和英雄，也對勞苦大眾有一種“天然”的同情感。這種摒除了“文革”的激進革命而“撥亂反正”到十七年時期的人民史觀，連同一種強調集體主義、大公無私、熱愛勞動等社會主義價值觀，成為沒有經歷過革命和“文革”的80后們對社會主義體制的最直接的文化經驗。

與這種80年代出現的“五講四美三熱愛”的“四有”新人的價值觀相平行的是另外一種文化形態(tài)所產生的價值觀，這就是港臺流行文化。90年代初磁帶剛剛流行，每當走出校園，滿大街都放著小虎隊、四大天王的歌，這些流行歌手成為我們的文化偶像，不僅隨口傳唱他們的歌曲，而且也模仿明星的發(fā)式、穿著和口音。相比音樂課中所講授的革命歌曲、民族唱法的民歌，這些流行歌曲更貼近我們這些青春期孩子的內心，朦朦朧朧的愛情、大都市的孤獨感、對成功的渴望等，對于生活在落后縣城的我來說，這些節(jié)奏感強的音樂都是遙遠的、精彩的、外面的世界。除了流行歌曲，最吸引我們的還有街頭游戲機和鐳射錄像廳，這些讓人入迷的街機以及打打殺殺、親親我我的港臺娛樂片，與學校組織的文化生活形成了強烈對比。

我記得在課堂上，老師“嚴厲”打擊的對象就是聽歌、看武俠、故事會之類的課外書，仿佛這些“靡靡之音”和通俗文藝會腐蝕我們的思想。不過，這樣兩種文化形態(tài)并非沒有交集，如果說一年一度的歌詠比賽，每個班級都選擇一首適合集體演唱的革命歌曲，而元旦晚會，大家都愿意選擇個人演唱的流行歌曲。印象中有一位歌手一直受到我和幾位好伙伴的追捧，這就是臺灣歌手鄭智化，他很少唱情歌，他的歌曲帶有社會批判色彩，經常描述都市底層青年人的生活，這吻合于我們所接受的革命文化的口味。

很多年之后，當我也開始在大都市生活之后，還會回想起鄭智化的歌，才體會到《蝸牛的家》中“我身上背著重重的殼努力往上爬/卻永永遠遠跟不上/飛漲的房價”、《大國民》中“這不再是個適合窮人住的島/一輩子辛苦連個房子都買不到”的真切含義和苦澀。從這里可以看出，我們接受的是兩種文化教養(yǎng)，一種是集體化的、組織性的、帶有榮譽感的社會主義文化價值觀的革命文藝，第二種是個人化的、娛樂化的、帶有刺激性的消費主義色彩的大眾文化。

除了這樣兩種文化經驗之外，在中學時代更為重要的經驗恐怕是一種個人奮斗的競技文化。表面上看，從中學課本到學校的日常管理，都帶有社會主義文化的典型特征。第一，培養(yǎng)集體榮譽感，小到班集體，大到國家，強調以集體的利益為先、個人服從集體，甚至為了國家和公共利益可以犧牲自己，學習雷鋒和賴寧精神；第二，培養(yǎng)勞動價值，不僅在班級設立勞動委員，而且每天都有打掃衛(wèi)生、校園以及各種勞動實踐，任勞任怨、吃苦耐勞也被作為好學生的品質；第三，通過語文、歷史、政治課等所傳遞的一種革命史、人民史和社會進步史，再加上80年代的兒童、青少年讀物基本上還是以革命歷史故事為主，如《神筆馬良》、《阿凡提的故事》等動畫片依然是窮苦人嘲諷地主的故事。

可是，這些社會主義文化卻在中學教育的過程越來越空洞化和教條化，也就是說學生們都知道這是一種官方的、口頭上的說辭。這就涉及到“恢復高考”之后所建立的一種以高考為核心的選拔機制。進入高中之后，學校和班級的核心任務就變成一切為了高考，考試成績成為第一要務。于是，學校采取各種管理和激勵機制來提升學生的學習積極性和效果，其中最為有效的措施是灌輸競技文化和競技意識。

按照老師的話來說，高考是一場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比賽，也是一場“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殘酷游戲，“吃得苦中苦，方成人上人”、“提升一分，超越千人”、“要想成功，必先發(fā)瘋，今日瘋狂，明日輝煌”、“在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拯救我的人是我自己”、“擁有知識改變命運，擁有理想改變態(tài)度”等成功語錄都變成高考的勵志口號。其實，這種個人主義化的競技狀態(tài)不只是為了高考，更是為了適應市場化制度下個人奮斗的理想人格，甚至這種競技文化里面沒有團隊、合作精神，只有一種個人主義化的、個人成功的理念。在這個意義上，這種相對滯后的集體主義式的社會主義革命文化恰好是為了培養(yǎng)自由市場背景下個人競技的接班人。

可以說，中學時代留下的是三種文化的烙印，一種是集體主義的革命文化，二是大眾文化，三是個人主義的競技文化。這使得接受這種教育的主體經常處于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tài)，一方面是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另一方面又是最為現實的通過高考來改變個人命運。人們已經習慣于這種情感結構，在課堂和正式場合是一種空洞的說教和政治教條，私下里或內心深處的個人情感、個人出路才是最真實的。這種彼此矛盾的主體狀態(tài)，是80年代以來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的主體狀態(tài)，正如主旋律與商業(yè)電影之間的裂隙一樣，至今沒有完全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