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于洪君】

埃及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地處歐亞非三大洲交通要沖，地緣戰(zhàn)略位置極為重要。作為中東地區(qū)人口眾多、資源豐富、發(fā)展?jié)摿^大的國家，埃及與世界各地，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和非洲有著廣泛的天然聯(lián)系，在地區(qū)和國際事務中擁有較大影響。1956年中國與埃及建交后，國際舞臺風云變幻，兩國關系不無坎坷，但政治互信不斷加強，合作領域不斷拓寬的大方向始終未變?；ダ糙A的伙伴關系櫛風沐雨，歷久彌堅。

（一）

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時，埃及所在的中東地區(qū)沒有任何國家承認中國新政權。1952年7月法魯克王朝統(tǒng)治被推翻后，納賽爾領導建立的埃及新政權曾考慮承認新中國，但迫于美國壓力，一直猶豫不決。新中國對埃及革命的背景和性質(zhì)，當時并不清楚，一度認為這是美國操縱的軍事政變，新政府被視為“反動的軍人獨裁集團”。

1954年，納賽爾政權反帝反殖色彩日益鮮明，中國對埃及的看法和立場逐漸轉(zhuǎn)變。當年10月，毛澤東對一個來訪的亞非國家代表團表示：埃及屬于被壓迫民族，他們的國家是由愛國的政黨和團體領導的。¹

當時，納賽爾政府不了解臺灣問題的復雜性敏感性。他們希望與臺灣當局和新中國同時建立和發(fā)展關系，通過埃及駐印度大使試探中方態(tài)度。中國本著“善于等待，增進往來，多做工作，水到渠成”²的原則立場，一方面表示不接受“兩個中國”的做法，另一方面建議埃及向中國派駐非官方貿(mào)易代表，在中埃建交問題上表現(xiàn)出很大靈活性。

1955年4月，周恩來赴萬隆參加亞非會議時，在緬甸首都仰光會見了納賽爾。萬隆會議期間，雙方又進行了深度接觸和交流，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系。1955年5月，中方邀請埃及宗教事務部長巴庫里訪華，拉開兩國交往的序幕。中埃簽署了有關貿(mào)易與文化合作的意向性文件和備忘錄。當年8月，埃及工商部長努賽爾應邀率團訪華，雙方簽署了有效期三年的貿(mào)易協(xié)定，正式?jīng)Q定互設官方商務代表處。1956年3月，中國外貿(mào)部長葉季壯應邀訪埃，受到已出任總統(tǒng)的納賽爾的親切接見，中埃關系進一步升溫。

1956年5月16日，埃及撤消了與臺灣的“外交關系”，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外交部隨即聲明，表示歡迎。周恩來致信納賽爾，明確表示希望兩國盡快交換使節(jié)，同時邀請納賽爾訪華。5月30日，中埃正式建交。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和西亞非洲地區(qū)第一個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

這時，埃及與西方國家關系緊張。特別是納賽爾宣布收回蘇伊士運河主權，西方對埃實行武器禁運。在此背景下，中國推動蘇聯(lián)通過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出口武器，并且促使蘇聯(lián)改變了對埃政策。當時，國際棉花市場行情不好，埃及棉花大量滯銷，經(jīng)濟遭受重創(chuàng)。中方積極履行兩國貿(mào)易協(xié)定，連續(xù)兩年大量進口埃棉，進口量占中方進口貨物總量96.4%。埃及修建阿斯旺大水壩需要大量鋼材，中方國內(nèi)鋼材供應緊張，但以低于國際市場的價格，對埃及出口6萬噸鋼材。這些雪中送炭的無私行為，深深感動了納賽爾，大大提升了兩國關系的質(zhì)量和水平。

1956年9月17日，毛澤東主席會見埃及駐華大使哈桑.拉加卜，表態(tài)支持埃及收回蘇伊士運河。他贊揚此舉“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表示中國“愿意盡力幫助埃及”，提供“無代價的援助”。³蘇伊士運河戰(zhàn)爭打響后，中國堅決反對英法兩國和以色列入侵埃及，公開宣布：“中國政府和人民響應埃及政府的呼吁，愿意盡我們的能力所及，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包括提供物質(zhì)援助在內(nèi)，支持埃及的斗爭，反對英法的侵略。”⁴毛澤東向埃及大使表示，你們有什么需要，只要我們力所能及，一定幫助。此外，他還就埃及反侵略戰(zhàn)爭的軍事部署等問題提出具體建議，請周恩來轉(zhuǎn)告埃方。⁵整個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中國各大城市紛紛舉行聲援埃及的示威游行活動。中國人民支持埃及反抗侵略委員會和中埃友好協(xié)會，應運而生。據(jù)時任埃及駐華大使透露，當時中國準備派出25萬志愿軍前往埃及，參加保衛(wèi)蘇伊士運河的戰(zhàn)斗。

中埃建交是新中國外交的又一重大突破。兩國關系迅速升溫，同時打開了新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關系。當年7-8月間，敘利亞和也門相繼同新中國建交。1951年以來一直沒有國家與新中國建交的局面得以改變。美國孤立新中國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被打破。此后，在聯(lián)合國表決中國代表權、中國反對美國軍艦進入臺灣海峽等重大問題上，埃及基本上都站在中國一邊。

（二）

世界上的事情是復雜的，國與國關系也是如此。中埃兩國關系的發(fā)展，如同任何雙邊關系一樣，也是在跌宕起伏中向前發(fā)展、開辟未來的。

納賽爾總統(tǒng)是一位非常強勢的民族主義者、一位不屈不撓的反帝反殖斗士，但同時又是一位虔誠的穆斯林，因價值觀和意識形態(tài)不同而堅持反共立場。在他執(zhí)政時期，埃及共產(chǎn)黨受到殘酷鎮(zhèn)壓。埃及與敘利亞成立阿拉伯聯(lián)合共和國后，反對埃敘合并與中國保持交往的敘利亞共產(chǎn)黨，也受到嚴厲鎮(zhèn)壓。與中蘇兩國均有較好關系的伊拉克共產(chǎn)黨支持本國政府，反對阿聯(lián)試圖合并伊拉克，納賽爾因此指責“共產(chǎn)主義勢力”干涉阿拉伯事務，中埃關系受到?jīng)_擊。中蘇兩國駐開羅的新聞機構一度被關閉。

當時，中國與南斯拉夫的關系比較復雜，與印度的關系也日趨緊張，納賽爾明確站在南、印兩國一邊難為中國。1959年4-5月間，中埃雙方開始公開論戰(zhàn)，埃及駐華大使也被召回。受此影響，也門等阿拉伯國家對華政策開始生變。當年10月，中國邀請已被宣布非法的敘共總書記巴格達什來華參加國慶，巴格達什講話時猛批納賽爾，致使埃及駐華使館臨時代辦當場退席，隨后回國。埃及為此關閉了中國駐大馬士革總領館，同時向中國大使陳家康遞交了措辭強硬的備忘錄。阿拉伯世界掀起一陣攻擊中國的浪潮。

在對外關系領域，新中國既講原則又講策略。當年10月底，中國就此事向埃方做出解釋，說明巴格達什是作為黨的客人而非政府客人參加中國國慶的，中方事先并不知道其講話內(nèi)容。由于中方表達了歉意，兩國關系逐漸趨緩。1960年，埃及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回到北京。此后幾年，雙方恢復了代表團互訪。

1962年中印邊界沖突發(fā)生后，與印度總理尼赫魯私交甚好的納賽爾總統(tǒng)，在調(diào)解中印關系時提出了明顯偏袒印度的方案，受到中方拒絕。埃及和某些阿拉伯國家再次出現(xiàn)攻訐中國的輿論戰(zhàn)。但中國從兩國關系的大局出發(fā)，從中國與阿拉伯世界的長遠利益出發(fā)，淡化矛盾和分歧，維持了中埃關系的總體穩(wěn)定。1963年4月，埃及政府總理薩布里應邀訪華，受到隆重接待。中埃關系回到正常發(fā)展軌道。

1963年12月，周恩來總理訪問埃及時參觀獅身人面像。

當年12月，周恩來率團出訪亞非歐13國，第一站選擇了時稱阿聯(lián)的埃及。⁶在中國領導人對埃及的這次場訪問中，周恩來提出了包括對埃政策在內(nèi)的對阿政策五原則：即支持阿拉伯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的斗爭；支持阿拉伯各國政府奉行和平中立的不結盟政策；支持阿拉伯各國人民用自己選擇的方式實現(xiàn)團結和統(tǒng)一的愿望；支持阿拉伯各國通過平和協(xié)商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支持阿拉伯各國的主權應當?shù)玫剿衅渌麌业淖鹬兀磳碜匀魏畏矫娴那址负透缮?。這五項原則深得納賽爾賞識，訪問結束時寫進了聯(lián)合公報。

訪問期間，周恩來就納賽爾特別關心的中美關系、中印關系等問題認真做了埃方工作。周恩來表示：新中國建立后中美關系不好，“責任不在我方”，我們“愿意同美國坐下來，談判解決爭端”，“我們已經(jīng)等了十四年，還可以再等十四年?！?sup>7至于中印關系，周恩來表示：“我們希望中印關系搞得和緩些”“我們可以保證我們是不會向印度政府挑釁的?！?sup>8

周恩來此次訪埃非常成功。在他為訪問結束而舉行的招待會上，納賽爾深情地表示：此次訪問超越了中國和阿聯(lián)的關系，“會在這個范圍以外留下影響，并且為我們現(xiàn)時代的一些重要的問題帶來積極的好處。”⁹

事實的確如此。由于正是由于這次訪問，中埃關系“冷而不斷的狀態(tài)”得以改變。1965年上半年，周恩來總理再次訪問了埃及。這時，埃及已經(jīng)是中國對非援助的最大受援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