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有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大約同一時代的兵家孫臏也說過：“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不得，雖勝有殃。”可見這三個要素，對于一國的安全環(huán)境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從常理可知，“天時”與“人和”，時時都在變化，而唯獨地利是千古不破的，換句話說，占據(jù)險要的地利屏障，對于一國家或者一民族的后世安危而言，是一件一勞永逸的事情；反之，如果失去了地利依托，不僅是貽害當代，而且禍及后世綿延無窮。

中華文明綿延幾千年，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橫亙北方的山系庇護。綿延一千余公里長的燕山——陰山山脈，加上東面多山的朝鮮半島，就是一道完整的屏障。各朝代的長城雖然路線不一，但是基本都是占據(jù)這些山脈的險要而建。如果沒有石敬瑭或者吳三桂這樣的人物出現(xiàn)，北方的游牧民族很難逾越這些地理上的屏障，進入中原腹地。當然，事情也并不是這么簡單，在群山與渤海之間有一條平坦地帶，被稱作遼西走廊，這是一條非常適宜騎兵和機械化部隊行進的通道，一直延伸到雄偉的山海關。如果對手控制了朝鮮，就可以如同日本陸軍在甲午戰(zhàn)爭時走的路線一樣，直接穿越遼東半島，進入遼西走廊，不僅一下子隔斷了東北與華北的聯(lián)系；如果要沿著這條走廊繼續(xù)南下進入華北，也絕非難事。

由于險要地利的缺失，山海關的城墻修的格外高大。因為，天下第一關的厚重城墻背后，實際上是無險可守的華北平原。回顧歷史，這座雄關每一次向北敞開大門，都引發(fā)了中華民族命運的劇烈動蕩。常常有人不解，為什么清朝在甲午戰(zhàn)敗后賠了日本人那么多銀子？其實，北洋水師的覆亡并未動搖國本，但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當時日軍兵鋒已經越過海城，進入了遼西走廊。可以說，除了幾條河流和扛不住近代火炮轟擊的山海關城頭以外，整個華北已經失去了所有的地理屏障。日軍總大將伊藤博文精通中外古今歷史、更看得懂形勢，所以才有獅子大開口的底氣。光緒皇帝和那些主戰(zhàn)的清流們，固然昏聵，卻還不至于不懂得“地利盡失、形勢大兇”的道理；畢竟，當年的八旗鐵騎就是沿著這樣一條道路問鼎中原。最終，朝廷把老邁的李鴻章推出來，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從后來發(fā)生的一切來看，盡管賠了那么多銀兩，《馬關條約》其實也只是至多延緩了日本的全盤入侵計劃。日本占據(jù)了朝鮮，那么吞并整個東北、然后沿著遼西走廊再次進入華北，就是一件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什么時候動手，也只取決于他們的時間表而已。果然，到了1933年，日軍繼“柳條溝事件”后，又用幾乎同樣的劇本策劃了一次栽贓中國軍隊的爆炸案，隨后借口華北守軍無交涉誠意，很快就攻占了關口；“七七事變”前，“兩國”的邊界其實已經到了北京郊外的盧溝橋。

今天，我們固然可以認為少帥張學良對東北丟失負有直接的責任，但是實際上，這件事早在39年前，葉志超從平壤狂奔五百里逃回來的那一刻，就已經注定了。野心家之野心，或者說戰(zhàn)略家之戰(zhàn)略，都是長遠謀劃的。

很多人在談論半個多世紀前的朝鮮戰(zhàn)爭必要性的時候，往往只強調東北工業(yè)的重要。誠然，日本人留下的近現(xiàn)代化工業(yè)底子，對于百廢待興的新中國而言，確實極為的重要。但是，這點家底真能成為“非打不可”的理由嗎？

一個大國所需要爭到的安全環(huán)境，絕對不是國境線一隅的平靜，因為這樣的平靜是注定不會長遠的。雖已改朝換代，但此時的英美并不認同中國的大國地位，畢竟就一年以前，他們的炮艦還在長江里橫沖直撞；而承認對方是一個大國，就意味著需要用大國的游戲規(guī)則來劃定各自緩沖區(qū)，這顯然是絕難接受的。事實上，“大國”地位，也從來沒見過會從天上掉下來。

從中國軍隊入朝算起，抗美援朝歷時兩年零九個月，戰(zhàn)線從鴨綠江推到了今天的三八線附近，真真切切地打出了國威、打出了大國的氣勢。不但打贏了美國為首的聯(lián)合國軍，也向包括蘇聯(lián)在內的其他大國傳遞了強有力的信息：中國雖然積貧，但也是一個不能輕忽其安全需求的大國。用毛澤東的話說：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事情有時候就是這么簡單，日本退出東亞舞臺后，中國急需得到的，其實就是兩樣：地緣屏障和大國間的游戲規(guī)則。這些數(shù)千年來原本都屬于我們，只是在近代百年戰(zhàn)敗中被一路丟失。上述戰(zhàn)略利益經抗美援朝這一戰(zhàn)，全都拿回來了，這是何等了不起的壯舉？當然，如果不放開眼界，是不容易看到其中利害的。中美間的交流固然因為此戰(zhàn)推遲了十多年，不過這樣的“損失”與戰(zhàn)爭獲得的地緣利益一比較，就顯得不值一提了。也正是有了此戰(zhàn)，中美之后的交流才會更加的平等；所謂大國之間的互相尊重，都是建立在實力均衡基礎上的，就是這么簡單直接。

還必須提到的是，大國與小國的安全需求，顯然是不一樣的。通常來說，只有大國間需要保持一定的緩沖地帶，兩個大國緊貼在邊境上大眼瞪小眼，對全世界的安全和穩(wěn)定，都是很不利的。古語有云，一山不容二虎，它們之間的地盤界線必須清晰、且相距足夠遠；而野豬、鬣狗之類的，雖然也有領地意識、也有安全需要，但是他們的游戲規(guī)則與老虎之間的規(guī)則覺不可同日而語。經此一役，中美固然繼續(xù)敵對了很多年，但是美國仍在事實上承認了中國的大國地位；此后美軍再次用兵越南時，面對中國隔空喊話所劃定的17°線，也基本做到了“不敢越雷池一步”，這就是老虎與老虎的規(guī)則。在回顧1895年起，日本對中國的步步絞殺，或者1945年后美國對日本本土的全面占領，那其實是老虎強加給死貓的游戲規(guī)則。

一國的工業(yè)，自然可以從一窮二白中建立起來，經濟可以在安定環(huán)境中慢慢恢復元氣，但是喪失有利的地緣格局，所有這一切都只是空中樓閣，歷史也在不斷地證明這樣的結論?？姑涝@一戰(zhàn)，中國雖然不能算是全勝，但是畢竟守住了一半的地利，而半島最狹窄的蜂腰處仍然在三八線以北，即使進攻方已經高度機械化，但要突破一條正面只有170公里寬的大縱深防御地帶，遠比在寬廣的平原上高歌猛進來的困難。據(jù)說，艾森豪威爾當年從望遠鏡里看了三八線對面，中朝軍隊依山而建的防御工事，終于認識到了繼續(xù)進攻是不可能的，這才痛下決心，簽訂了停戰(zhàn)條約。

艾森豪威爾將軍是二戰(zhàn)盟軍總司令，策劃過西線所有重大行動，包括意大利戰(zhàn)役，而當年的經驗還歷歷在目：德國人只用了少量的二線部隊，就在亞平寧半島上構建了“窄正面、大縱深”的古斯塔夫防線，直到德國投降時，美軍仍然沒有占領意大利全境；反倒是在中歐平原上，漫長而昂貴的“龍齒”齊格菲防線，在巴頓的坦克部隊面前猶如紙糊。這些軍事常識的背后，就是地緣利益此消彼長的博弈。

很多人喜歡往微小處探究大歷史，諸如朝鮮戰(zhàn)爭是誰打的第一槍？背后是否存在蘇聯(lián)陰謀？或者凡此種種的細枝末節(jié)，并由此來證明中國加入這場戰(zhàn)爭是“錯”的、是可以避免的。這種研究路徑當然也不能完全否定，畢竟有些時候也能“以小見大”；但如果從“大歷史”的角度出發(fā)，就不難得出以下結論，即：半島有事，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

實際上，從明末起的四百年間，中國曾三次大規(guī)模援朝，稍微分析一下其中背景，就不難發(fā)現(xiàn)“大歷史”背后的規(guī)律。

從結果上來看，萬歷年間的兩次“倭亂”最終以明朝的全面勝利告終。曾經對朝鮮國王狂言：“吾欲假道貴國，超越山海而直入于明”的豐成秀吉，也因侵朝失敗暴斃于京都。

但這場勝利背后，卻容易讓人們忘記戰(zhàn)略層面的得失，這與抗美援朝的情況何其相似！400多年前豐臣秀吉的那句：“超越山海直入于明”，不正是甲午戰(zhàn)爭后，日本對中國百年侵略史的最好注解嗎？朝鮮半島的山川險要之于中華民族，是何等的要緊。那么，就從那場丟失了朝鮮的甲午戰(zhàn)爭說起，看看半島上的藩籬盡失，是如何讓中國長期籠罩與日本陰影下的。

朝鮮之于中國，是化外的緩沖地帶，之于外強則是最理想的跳板，當然外強也可以從大沽登陸直下京城，但是兩棲作戰(zhàn)沒有后方，勢不能持久；而控制朝鮮全境，則利于長期經營，同時也為登陸塘沽和膠東半島提供了良好的前進基地。

從萬歷抗倭戰(zhàn)爭的故事中不難發(fā)現(xiàn)，其實“假道朝鮮，超越山海直入中原”的計劃，是日本人亙古不變的計劃；這與歐洲戰(zhàn)爭史上，普魯士軍隊和德軍總是從荷蘭、比利時等低地國家包抄法國，當他們奪下色當后，巴黎或不戰(zhàn)而降、或幾日就宣告陷落的情景驚人的類似。一切侵略者都善于學習歷史和地理，毛奇能夠找到的捷徑、希特勒也能從地圖上找到；同樣，豐成秀吉能看明白的道理，后世的伊藤博文、石原莞爾也看得明白，反倒是一部分被侵略的中國人的后代既不看歷史、也不看地圖，想當然地認為朝鮮只是一塊貧瘠的山地。他們或認為，抗美援朝是中國領導人中了蘇聯(lián)的“奸計”；更有輕佻者，覺得只是中美之間缺少一部電話溝通。可是，正如抗戰(zhàn)歷史一樣，縱使東京與南京之間有一萬部直通熱線，東條英機們會停下他們侵略的腳步嗎？大國地位從來不是靠通電話寒暄出來的，而是在戰(zhàn)場上較量出來的。

國際政治的大舞臺上固然深藏各種陰謀，但是得失計算，都是擺在明面上的。蘇聯(lián)不愿意直接出兵（實際上出動了空軍），無非是朝鮮對于蘇聯(lián)的戰(zhàn)略意義，遠不如其對于中國的那么大，自然地更希望中國出兵抵擋美國。即使蘇聯(lián)確實存在一個一廂情愿的陰謀，那么中國是否就應該沖冠一怒，將本民族在近代時受傷最深、最重要的地利之險丟棄的一干二凈？這樣的決策者，比之吳三桂又能高明出多少？

如果只是放眼于本國的核心利益，用“以我為主”的立場看待朝鮮問題。那么朝鮮李朝的黨爭傾軋，東學黨起義的是非區(qū)直，或者南北朝鮮誰先開的第一槍，蘇聯(lián)有無算計等等，根本不值一提。當然，很多持反對意見的人，并不認同將美國于德國或者日本這樣侵略成性的帝國等同起來，這實際上也是很多人認為，朝鮮戰(zhàn)爭無意義的一個憑空設置的論據(jù)。

美國是否有過侵略別國記錄，這里姑且不談，我們也必須承認美國確實大大不同于德、日這樣侵略成性的國家。但是至少在1950年，美國并沒有尊重中國作為一個地區(qū)大國的安全需求，美國對周恩來連續(xù)發(fā)出的警告置若罔聞。那么從道理上講，這是美國踐踏規(guī)則在前；而作為中國人，也大可不必用帶有主觀感情色彩的善惡觀，來判斷國家的行為。

同理，如果我們拋開任何的偏見，使用同樣的地緣政治觀點來分析古巴導彈危機的是非曲直，就不難對1962年肯尼迪總統(tǒng)對赫魯曉夫空前的熱核戰(zhàn)爭威脅持贊賞態(tài)度：這場危機，是蘇聯(lián)先行踐踏了大國間的游戲規(guī)則。蘇聯(lián)作為一個大國，她的核力量過分靠近了另一個大國，是一種嚴重的挑釁行為；盡管蘇聯(lián)可以辯解說他沒有任何的惡意，或者從法理上，古巴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有權選擇部署蘇聯(lián)的導彈，就如同很多人認為的，美軍陳兵鴨綠江不會對中國構成威脅一樣。但是不要忘記，老虎與老虎之間的規(guī)則是不同的，保持敬畏和距離，對誰也沒有壞處。當然，如果在“中國是否應該是一個大國”的前提上，無法達成一致，那么得完全出顛倒的結論，也屬正常?；蛘撸绻粋€中國人總是覺得美國的做法，天生合乎情理；而中國同樣的行為則缺乏道義基礎，那么我也無話可說。

如果古巴導彈危機的最后關頭，肯尼迪由于膽怯而退縮了，那么他不僅不能算是一個合格的美國總統(tǒng)、更將成為美國歷史上的罪人：美國人不僅將在家門口面對著數(shù)以百計的核彈頭，更是放縱了對手侵門踏戶的沖動——歷史上奉行綏靖主義領袖，有誰沒有收獲苦果？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在1950年選擇直面挑戰(zhàn)，為后來60年的安全環(huán)境打下了基礎，同時也向世界傳遞了不同以往的信息：“西方殖民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線架起幾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回過頭來，再說抗美援朝戰(zhàn)爭的重大意義，也不過是這三樣：

其一，將后來歷史證明了的、全世界最好戰(zhàn)的軍事集團推到了足夠遠的距離以外，在朝鮮半島上守住了半壁藩籬。

其二，是拼著一股精神氣、以整個國家的意志，頑強地將戰(zhàn)爭進行到底，為自己打出了大國地位；雖然此后美國小動作不斷，但是始終對中國有所忌憚。而中美關系的改善，表面上看確實姍姍來遲，但是這一戰(zhàn)卻為這種關系，提前定下了互相尊重的基調。

第三，這一戰(zhàn)大大振奮了國內的民心士氣。中國人一掃百年外戰(zhàn)失敗的屈辱，迎來了空前的自信與自尊，與過去那種萎靡不正，逆來順受的民族面貌截然不同；“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民族國士之風重新回到了人民的心中。

以上三點之后，再其次的，大概就是保住了東北的工業(yè)基地。不過，對于一個歷經5000年風雨不倒、從傷痕累累的百年屈辱中爬起來的民族來說，還有什么能比重振民族信心更為重要的呢？

當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上冉冉升起時，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們用聲音告訴全世界：他們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當戰(zhàn)火在朝鮮半島的三千里錦繡江山上驟然停止時，240萬中國軍人讓全世界都猛然醒悟：一個沉寂已久的東方大國，以“新中國”之名回歸了！

1950年10月19日傍晚，中國人民志愿軍第40軍從安東跨過鴨綠江大橋進入朝鮮；而這張照片拍攝的，是23日第二批入朝的38軍，也就是后來在朝鮮戰(zhàn)場上重創(chuàng)美軍騎兵第一師、揚名天下的“萬歲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