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富仲當選為總書記這件事情本身可能內含著制度退化的因子，如果持續(xù)下去，只能讓越南的自由化進程缺少制度支撐。第一，按照規(guī)定，65歲就要從權力崗位中退出來，阮富仲已經70多歲了，只是因為在越共黨的決議中出現(xiàn)了“特殊情況”的條款，為阮富仲等大齡高官繼續(xù)掌權開了后門，而這樣的后門本身就是制度的漏洞，特殊情況變成了某些人的特權。在一個比較封閉的政治系統(tǒng)中，年齡的嚴格門檻可能是實現(xiàn)權力代際更替的最佳辦法，這樣減少了制度的不確定性和人為因素，以此作為各方妥協(xié)的最大公約數(shù)。

第二，越共從1986年開始改革開放事業(yè)，政治權威已經難以人格化了，大家都是凡人，已經難以再找到權威人物。換句話說，權力的常規(guī)化和制度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這一發(fā)展的邏輯也契合越南經濟自由化的大方向。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與培育最終會形成一種自我的秩序，真理讓位于常識。阮富仲的連任，不僅破壞了越共任期制和年齡限制的默識與承諾，也不利于權力的代際更迭。

阮晉勇

70歲，的確已經不小了，但是對于政治人物來說，可能這是智慧沉淀的年齡，里根總統(tǒng)也是高齡入主白宮。年齡不是主要的障礙，主要是看通過何種方式獲得的權力。另外，集權，至少是中央政府層面的集權還是非常有必要的。四駕馬車的權力架構并不利于制度化，內政與外交脫節(jié)，更嚴重的是因權力斗爭使國家的政策缺少連貫性和一貫性。阮晉勇的過激做法，比如2014年越南國內出現(xiàn)的反華行為，缺少來自高層的制衡，結構造成了比較惡劣的影響。阮富仲連任之后若能建立起制度化的集權，也算是一種進步吧。

阮富仲上臺之后，中越關系是不是可以從低潮中走出來呢？短期來看，至少不會惡化，甚至會有比較明顯的改善。畢竟阮富仲被視為“親華派”，但是2015年7月，阮富仲也曾歷史性地訪美。中越兩黨之間的溝通渠道未必可以建立起兩國的利益紐帶。

中越關系在過去的一千多年來就比較復雜，反華思潮本身就構成了越南民族主義的一種刺激性因素，不要低估了越南捍衛(wèi)本國利益的自利的做法和慣性。當年中美兩國在越南角力甚久，兩大國都將越南當作籌碼，結果最終是越南把大國給耍了。與越南打了多年交道的基辛格也是深有體會，越南從來沒有把自己當作弱小的棋子。

我們關注越共十二大的時候，尤其是越共的意識形態(tài)表述的時候，千萬不要忘記，也不要低估越共其實就是越南的化身，國家利益永遠是第一位的。當年美國就是低估了這一點，多米諾骨牌理論才如此誤國，讓美國跌落在越南。中越兩國之間有政黨溝通的便利渠道，但僅僅是渠道而已。兩國在南海的現(xiàn)實利益之爭，以及歷史上就存在的隔閡與分歧，不會因為阮晉勇的下臺而結束，也不會因為阮富仲的連任而消除。比較務實的做法是，觀察越共的制度化水平以及未來方向，在尋求兩國國家利益紐帶的同時，也要找到越南的后門與漏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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