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說，現(xiàn)在自民黨內右翼保守勢力的共主是安倍，而不是現(xiàn)任首相岸田文雄。那么問題來了，安倍死了之后誰來當這個共主，無疑會引發(fā)自民黨內部的權力紛爭，或是各大派閥的分配割據(jù)。而權力結構一旦進入重新調整期，又會打亂此前自民黨黨內已經形成的一些共識——目前黨內主要是兩位大佬，安倍和岸田，但未來這個共識會打亂，至于新一輪誰會起來誰又會下去，結果或好或壞，現(xiàn)在仍很難說。

當然，客觀上，這對岸田的長期執(zhí)政及其在自民黨內的地位是有利的。實際上，早在去年的自民黨總裁選舉中，就能看到形勢的微妙。當時安倍雖然退居幕后，但為了牽制岸田文雄，他派出了自己的嫡系高市早苗（現(xiàn)任自民黨政調會會長），同時打壓另一位競爭者河野太郎；他當時甚至為此親自打電話施壓或拜訪，這足以見得背后的政治操弄和安倍的手腕。

但是，突如其來的刺殺事件，安倍的突然離世——尚未來得及做任何政治安排、也沒有培養(yǎng)起明確的政治接班人，無疑是在自民黨內留下一個權力真空。這個真空如何填補、如何被消化，是未來一段時間內值得關注的事件。

岸田文雄在個人社交賬號中發(fā)布與安倍晉三年輕時的合影表示悼念

除了自民黨內部的不確定性之外，安倍這些年也身陷日本國內幾個重大爭議性案件或風波之中，如森友學園、加計學園、賞櫻會等貪腐罪案，而這些案件到現(xiàn)在為止其實也沒有完全了結，有些事件仍在被追究，媒體也不斷有新料抖出來，期間甚至還有因涉及安倍貪腐案件的公務員莫名其妙自殺等等。這一系列事件，到目前沒有確切結論。

從這個角度來說，安倍身上背著很多劣跡和包袱，還有一些需要被追究的責任，但隨著他的離世，這些事情就很有可能被一筆勾銷，或是成了一筆爛賬。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安倍遇刺身亡一事，如果其發(fā)酵方向如外界所擔心的那樣，被右翼勢力利用以達到他們的某些政治企圖，有可能會進一步催生自民黨以及相關政黨加速“向右轉”。

不過，就日本整個朝野板塊來看，不會有太大變化。因為當前在野勢力、尤其是中左翼勢力，本身就缺乏向心力，既沒有橫向之間的聯(lián)合，也沒有縱向之間的傳承，直接導致中左翼勢力在日本政壇的式微。比如，日本社民黨，如果這次參議院選舉中不能保住三個席次，連政黨存續(xù)都岌岌可危。

但這種狀態(tài)帶來的后果之一就是，國會重要議題會被右翼政黨所裹挾。在本次參議院選舉中，中左翼政黨能夠發(fā)起政治攻擊的點無非是物價和通脹問題，但在一些涉及安全保障的國防問題上、甚至包括修改憲法議題，他們的辯論底氣十分低下。比如在是否需要上調日本防衛(wèi)預算的問題上，中左翼政黨只能提出不是不能討論，但現(xiàn)在要提到2%，幅度太大了；可見，他們的立場已經很軟弱了。

相較之下，反倒是那些被我們稱之為日本政壇“小右”的政黨會不會趁此進一步崛起，像前面提到的日本維新會，就是一個比自民黨還要保守的右翼政黨，安倍事件會不會對他們造成影響，很值得觀察。

這樣的猜測并非無跡可循，在去年的眾議院選舉中，日本維新會的席位增長是最大的，并因此一躍成為第三大在野黨。事實上，這次安倍前往奈良輔選，也就是近畿、關西一帶，某種程度上也反映出自民黨對日本維新會勢力的擔憂，雖然政治立場都是右，但也擔心自己的一些核心選民被分走。這一勢頭在關西、近畿地區(qū)特別明顯，像大阪、奈良、京都一帶，日本維新會的勢力發(fā)展非常迅速。由此再反過來看安倍遇刺，背后值得挖掘的東西就更多了。

2021年，日本舉行第49屆眾議院選舉，日本維新會共獲得41個席位，幾乎是改選前（11席）的4倍，躍居眾議院第三大黨。

社會上的風，往哪個方向吹？

目前安倍遇刺案件還在調查中，因為發(fā)生在奈良，所以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很多信息是奈良警方發(fā)布的，但從事情重要性來講，主導權恐怕并不在奈良警方手中，比如是否會上升到警察廳這一層面，警視廳是否會派人參與等。

這里有一個細節(jié)可以稍微科普一下，日本針對這類極端犯罪事件或是國內恐怖主義事件，真正的管制主體應該是日本公安警察；如果大家看過名偵探柯南的話，就是安室透所在的組織。其實，公安警察這個體系在日本國內也是非常尷尬的存在，二戰(zhàn)前有一個組織叫“特高科”，即特別高等警察，他們的主要職責就是鎮(zhèn)壓各種各樣的社會異己分子，這一組織到二戰(zhàn)結束后被解散了，但它的部分功能被日本公安警察所繼承下來了。所以，日本公安警察某種程度上也在發(fā)揮類似的功能，但從這個事件中也能發(fā)現(xiàn)其本身漏洞不少。

從這一點上衍伸開來，或許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撼動或是促使社會反思相關政府組織的權力架構。有兩種可能的趨向，一是原先的這些政治保衛(wèi)組織重新洗牌，涉及權力架構調整；二是加大日本國內的社會管制，比如對于他們所認為的極端群體加強監(jiān)視等等，比如醞釀出臺一些涉及社會管制的新法案，其實這在安倍執(zhí)政時期已經預演過一次，就是所謂的“共謀法”，那未來再次推出類似的或者加強版“共謀法”也不是不可能的。

當然最終還是要回歸到案子本身，也就是兇手到底是什么背景、究竟是什么性質的一次刺殺，如果只是一次“里根式”暗殺，那么事情相對單純一些，可能主要是整個安保體制會出現(xiàn)變動，但如果兇手的個人經歷跟某些政治團體有瓜葛，那么可能會讓事情變得復雜，甚至被不斷放大走向更為極端激進的方向，這是最令人擔憂之處。

總體而言，放到當下世界范圍內，這類事件可以被視為政治極化的產物。放眼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政治趨勢、社會民意，極端化似乎已經成為主要趨勢，其實日本也不例外。從政客到民間，互相攻擊性的言行舉止不斷上演，日漸激進。從這一大趨勢來看，安倍遇刺身亡對日本社會來說，恐怕是一個標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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