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此后仍將延續(xù)兩百年的“萬民法”的第一塊基石，是為西班牙帝國主義辯護而奠下的。萬民法的第二塊，也更有影響力的基石，則是胡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于17世紀早期的著作奠下的。盡管在今天，格勞秀斯主要是因為其1625年的《戰(zhàn)爭與和平法》（The Law of War and Peace/De iure belli ac pacis）而被銘記與欽佩的，但他第一部涉足當今意義上的國際法著作實際上是比《戰(zhàn)爭與和平法》早了二十年的《捕獲法》（On Booty/De iure praede）。

在這篇文獻里，格勞秀斯論證了一名荷蘭東印度公司船長（也是格勞秀斯的表親）捕獲一艘滿載銅、絲綢、瓷器以及銀等價值三百萬荷蘭盾財物的葡萄牙商船的法律基礎。這個數(shù)字相當于當時英格蘭一年的財政收入，因而這是一次規(guī)?？涨暗暮Ｉ辖俾邮录跉W洲引起了軒然大波。格勞秀斯解釋道，公海應當被視為不僅是國家，而且也是武裝私人公司的自由區(qū)域，因此他的表親完全有權實施劫掠行為，由此為荷蘭的商業(yè)型帝國主義（commercial imperialism）提供了合法理由，正如維托利亞為西班牙的領土型帝國主義（territorial imperialism）所做的辯護那般。當二十年之后格勞秀斯著手寫作《戰(zhàn)爭與和平法》時，荷蘭也開始對陸地殖民擴張產(chǎn)生了興趣，它從葡萄牙手里奪走了巴西的部分土地。此時的格勞秀斯主張，即便歐洲人沒有遭到原住民族的攻擊，他們也有權向任何歐洲人視其風俗為野蠻的民族發(fā)動戰(zhàn)爭，以懲罰他們對自然所犯之罪行。這便是所謂的“劍之權力”或曰“懲罰權”（ius gladii/right of the sword/right of punishment）。他寫道，“國王以及那些擁有同等權力的人不僅有權懲罰對其自身或其臣民造成直接損害的行為，同時還有權懲處那些對于其他國家及其臣民犯下的、嚴重觸犯自然法和萬民法的行為”。[1]換言之，格勞秀斯為歐洲人攻擊、征服、殺戮任何膽敢抵抗歐洲殖民擴張的民族頒發(fā)了許可證。

在早期國際法的兩塊基石“溝通權”（ius communicandi）和“懲罰權”（ius gladii）之外，歐洲人又為自己對其他地區(qū)的殖民擴張?zhí)岢隽肆硗鈨身椑碛?。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從人口學的角度主張，歐洲本土的人口太多，而歐洲以外地區(qū)的人口卻很少，因此移居到那些漁獵采集部落居住的土地之上的歐洲人，盡管無權滅絕這些部落，但卻擁有壓縮他們的居住范圍、奪取所發(fā)現(xiàn)的一切的權利。這無異于后來北美印第安人的保留區(qū)。顯然，如果土地可以直截了當?shù)乇灰暈闊o主地，就連這也省下了。對對于這種被廣為接受的觀點，約翰·洛克（John Locke）進一步補充道，如果某地有原住民，但他們未能充分利用他們居住的土地，歐洲人就有權剝奪其土地，這樣就實現(xiàn)了上帝創(chuàng)造土地的目的：增加土地的產(chǎn)出率。由此，到17世紀末，歐洲帝國主義擴張正當性的理論拼圖，就完成了：溝通權（rights of communication）、懲罰權（rights of punishment）、移民權（rights of immigration）和生產(chǎn)權（rights of production），共同證成了歐洲對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占領。到了18世紀，盡管歐洲國家之間的關系開始成為萬民法新的“理論前沿”，盡管有啟蒙思想家質(zhì)疑這種世界觀的道德性，諸如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亞當·斯密、伊曼努爾·康德等，但卻沒有任何人提議逆轉歐洲人對于歐洲之外土地的殖民掠奪。典型的就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新著，瑞士思想家瓦泰勒（Emer Vattel）的《萬國法》（Le Droit et des Nations[2]），他在該書中冷酷地宣稱：“地球屬于全體人類，它的用途就是給人類提供生存必需品；如果一個國家從一開始就決心占據(jù)一大塊土地，而它的人民只通過狩獵、捕魚和采集野果為生，那我們的地球連當今全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都養(yǎng)活不了。因此，人們壓縮印第安人的生存空間并沒有違反自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