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凱碩】

西方的生活水平，按絕對值計算，并沒有下降，但也沒有提升。

我寫過一本書叫《西洋西下》（Has the West Lost It？），其中有一個數據非常令人震驚——美國中產階級的收入在過去的40年里沒有增長。非常不可思議。

更令人驚訝的是，63%的美國家庭都拿不出500美元現(xiàn)金以備不時之需。要知道，美國可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怎么會有三分之二的人連500美元的應急現(xiàn)金都沒有呢？在新加坡，三分之二的人口可以隨時拿出500美元來應急。

顯然，西方國家制定了一些錯誤的政策。

事實上，美國的工人階級能把特朗普這樣一個不合常理的人推選上總統(tǒng)，其實就是大眾對精英的抗議。他們抱怨，“你們精英根本不管我們，只管你們自己的利益”。 因此，美國的精英階層與普通群眾存在著相當大的隔閡。

歐洲也有自己的問題。民粹主義政黨在不少國家成功當選，很令人驚訝。如意大利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國家之一，曾經的羅馬帝國的中心，如此嚴肅的國家卻選出了一個小丑政黨，組成了一個滑稽的政府。真讓人啼笑皆非！

所以，肯定有地方出了問題。

我認為是西方領導者的問題——我所說的西方領導者，不僅僅指政治家，還包括學術屆的精英。顯而易見，西方群眾對他們的政治領袖和學術精英感到失望。

人類社會曾經所取得的巨大進步靠的是西方文明中最優(yōu)秀的思想和實踐成果。比如全球貧困率下降，極端貧困率從1950年的75％下降到現(xiàn)在的不到10%，非常了不起。從這個角度講，我們要感謝西方。但矛盾的是，當世界上其他國家采用了西方的理論和實踐并獲得成功的時候，西方卻在倒退。

西方倒退的原因在于他們不明白，當其他國家都在覺醒發(fā)展的時候，他們必須自我調整來適應新的變化?？上鞣筋I導者——包括政治領袖和學術精英——對這個變化的世界毫無準備。當西方統(tǒng)治結束的時候，這個世界將變得煥然一新，但是西方精英現(xiàn)在還渾渾噩噩。

西方首先應該對新的世界秩序做一些象征性的讓步，這將是明智之舉。

我寫了多本書，經常舉這樣一個例子，在《大融合》中也有提及。比如世界上最重要的兩個國際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在20世紀40年代建立。那時西方統(tǒng)治著整個世界，占全球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所以西方人制定了一些規(guī)則，一直延續(xù)了將近70年。他們規(guī)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必須是歐洲人、世界銀行行長必須是美國人。當時這么規(guī)定也是不無道理的，因為美國和歐洲的實力比其他國家強大得太多；但是現(xiàn)在美國和歐洲占世界經濟的比例越來越小。

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之后，G20領導人峰會上，美國和歐洲都同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行下任領導人的選舉應任人唯賢，而非根據國籍進行安排。但你猜怎么著？金融危機之后法國人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被迫辭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一職，但代替他的卻是一個法國女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當上一屆世界銀行行長卸任后，接替他的還是一個美國人。當今世界一些最成功經濟體，包括中國、印度、東盟國家，為什么他們的精英不能執(zhí)掌IMF和世行呢？

因此，在《西洋西下》一書中我想說的是：“拜托，醒醒吧！你們得自我調整來適應這個世界?！笨上?，很多西方人覺得這是天方夜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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