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南明永歷朝廷，從建立伊始就處于不斷的播遷之中，從廣東轉(zhuǎn)移到廣西、貴州、云南，最后流亡到緬甸。這一皇帝流亡國外的事件，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永歷朝廷為何要選擇這樣的西遷流亡路線？只有放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才能得出合理的答案。用新的眼光來看問題，從“小問題”可以看到“大歷史”。

南明永歷帝朱由榔（1623—1662年）是明神宗朱翊鈞之孫，桂王朱常瀛之子。崇禎年間受封為永明王，1646年受明朝大臣丁楚魁、呂大器、陳子壯等人擁戴為監(jiān)國，接著稱帝于廣東肇慶，年號永歷。他在位15年，輾轉(zhuǎn)于廣東、廣西、貴州、云南各地，最后逃入緬甸，為吳三桂索回，絞殺于昆明。在中國古代，皇帝流亡被稱為“巡狩”，因此永歷帝及其小朝廷向西流亡，也就是“永歷西狩”了。

在中國歷史上，皇帝“巡狩”之事屢見不鮮。不過像永歷帝這樣，從廣東一路“西狩”到了國外的事件，在中國歷史上卻是絕無僅有。這個空前絕后的歷史事件，很值得我們注意。

一、“西狩”：永歷朝廷的唯一選擇嗎？

因為無法抵御清軍，永歷朝廷只能不斷播遷。但是除了“西狩”之外，永歷朝廷還有其他的選項。

首先，永歷朝廷可以東遷，投靠控制臺海地區(qū)的鄭氏集團。

經(jīng)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的經(jīng)營，到了永歷時期，鄭氏集團成為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在明亡之后成為東亞世界唯一能夠?qū)η宄瘶?gòu)成重大威脅的力量。1658年（清順治十五年、南明永歷十二年），鄭成功率17萬大軍與浙東張煌言部會師，大舉北伐。大軍進入長江之前，于洋山海域遭遇颶風(fēng)，損失慘重，只得退回廈門。次年鄭成功再次率大軍北伐，會同張煌言部隊順利進入長江，勢如破竹，包圍南京，一時江南震動。后因鄭成功輕敵，遭到清軍突襲，大敗后撤，試圖攻取崇明作為再次進入長江的陣地，但久攻不克，只好全軍退回廈門。隨后收復(fù)臺灣，作為抗清的根據(jù)地。鄭氏集團在明亡后能夠抗衡清朝達二三十年之久，可見其實力之強。

鄭成功及其子孫始終支持永歷朝廷。1649年（清順治六年、南明永歷三年），鄭成功宣布奉永歷年號為正朔，永歷帝隨即冊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其子孫也一直保持著這個頭銜。鄭氏集團在控制地區(qū)鑄造和使用“永歷通寶”，表示對永歷朝廷的承認。

對于永歷朝廷來說，東遷臺海不僅路途近，而且比較安全。永歷初期，廣東在李成棟的控制之下。李成棟本是李自成部下，降清之后，官至廣東提督。他后來反清，歸順永歷帝政權(quán)，在肇慶修治宮殿，重建官署，修復(fù)城防，填充儀衛(wèi)，使得“朝廷始有章紀”。1648年11月，永歷帝駕臨肇慶，托庇于李成棟的武力保護。如果李成棟無法抵御清軍，那么由廣東東渡到臺灣也很方便。1651年（南明永歷五年、清順治八年），清軍大舉南下，形勢緊急。永歷帝召群臣商議，即有人主張到李成棟義子李元胤那里去，李元胤也上書奏請出海。此外也有人主張渡海依靠鄭成功，或者主張進入安南避難。

因此，對于永歷朝廷來說，流亡到臺海，投靠鄭氏集團，在鄭氏集團的武力庇護之下生存，應(yīng)當(dāng)說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其次，永歷朝廷也可以南遷，從廣西流亡到安南或者暹羅。

安南和明朝的關(guān)系頗為復(fù)雜，但是總體而言，還是好的時候居多。永歷朝廷建立后，安南使臣阮仁政前來廣西，拜見新即位的永歷帝。永歷帝遣翰林潘琦與安南使臣同行，前往安南冊封后黎朝的太上皇為安南國王。永歷元年（1647年）五月潘琦至鎮(zhèn)南關(guān)，后黎朝派禮部尚書阮宜、戶部侍郎阮壽春等接至升龍（今河內(nèi)），行頒封禮。永歷四年（1650年）十一月，清兵陷廣州，永歷帝自肇慶逃至南寧。永歷五年（1651年）二月，永歷帝從南寧遣使敕諭后黎朝，令其資矢、象、糧、銃，以助恢剿。該年十月，永歷使臣再至冊封后黎實權(quán)派鄭氏清王為安南副國王。到了年末，清兵逼近南寧，就有大臣議去安南。隨著清朝控制中國大局已定，安南各政權(quán)態(tài)度逐步轉(zhuǎn)變。但安南高平一帶的莫氏政權(quán)仍與南明保持密切關(guān)系。永歷十二年南明光澤王朱儼鐵、總兵楊祥等逃入高平地界，與莫氏盟誓共同抗清。同時南明德陽王朱至睿與太監(jiān)黃應(yīng)麟等也居于高平，并與莫氏盟誓共同抗清。永歷十三年（1659年），清兵逼近昆明，孫可望擬派人把永歷朝廷遷移到云南廣南府。但因清兵逼近廣南府，路不靖，遂斷此議。永歷帝出逃后，李定國南退撤至中、老、越邊境，后盤桓于安南境界。如果永歷朝廷要去安南，可以依仗李定國的幫助。由此可見，安南確實是選項之一。

暹羅與明朝關(guān)系一直很友好。據(jù)中國史籍記載，從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到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年）的253年間，暹羅遣使來華訪問達105次之多，居亞洲國家的首位。明朝遣使訪問暹羅也達19次之多。直到明朝滅亡的前一年（即1643年，崇禎十六年），暹羅還遣使入貢②。永歷十三年（1559年）初，云南失陷，永歷帝出逃。永歷十五年（1661年）五月，暹羅派使者六十多人來聯(lián)絡(luò)永歷朝廷的主要支持者李定國，請他移軍景線暫時休整，然后暹羅提供象、馬，幫助他對抗清軍，收復(fù)云南。使者除帶來豐厚禮物外，還取出明神宗時所給敕書、勘合，表示對明朝眷戀之情，并且告知李定國：“前者八十二人駕隨，流落在我國，王子厚待，每人每日米二升，銀三錢?！崩疃▏鴮﹀吡_非常感激，盛情款待來使，派兵部主事張心和等十余人同往暹羅聯(lián)絡(luò)。因此，在此之前永歷朝廷如果想要流亡暹羅，也并非沒有可能。

因此，永歷朝廷的流亡的方向，有向東、向南和向西的諸多選項。在這些選項中，西遷實際上是最差的一個。

西遷的第一步是到云南地區(qū)，再進一步到緬甸。那么，明代云南地區(qū)與緬甸的情況如何？對于永歷朝廷來說，流亡云南地區(qū)與緬甸，是否比流亡到臺海、安南、暹羅更安全、更保險呢？

明代云南是一個少數(shù)民族為主的地區(qū)。即使到了明代后期，少數(shù)民族依然是云南人口的主體。嘉靖時人桂粵、陳全之和萬歷時人王士性都說云南“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葢人自為險。勢難統(tǒng)一者也”；“大抵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jù)”。直到明末清初，顧炎武、孫承澤仍然說云南人口中“漢人三之，夷人七之”。這些漢人主要是衛(wèi)所軍人及其家屬，即如王士性所言：“諸省惟云南諸夷雜聚之地，布列州府，其為中華人，惟各衛(wèi)所戍夫耳?！?

占云南人口大多數(shù)的各少數(shù)民族，他們和明朝政府的關(guān)系很復(fù)雜。明朝在云南的統(tǒng)治主要依靠人數(shù)有限的衛(wèi)所軍人。到了明代中后期，衛(wèi)所制度已經(jīng)衰敗甚至名存實亡，因此明朝在云南的統(tǒng)治基礎(chǔ)十分薄弱。南明隆武元年（1645年）十二月，蒙自土司沙定洲掀起叛亂，奪取了云南首府昆明，世守云南的黔國公沐天波被迫逃往楚雄。至來年二月，除楚雄以西外的整個云南都歸附了沙定洲。永歷元年（1647年）正月，沙定洲集中了龐大兵力，將楚雄城層層包圍，圍困八十余天，城中彈盡糧絕，幾乎失陷。永歷二年（1648年）四月初，李定國率兵進攻沙定洲，到了八月，沙定洲之亂才平息。

平定沙定洲之亂靠的是李定國率領(lǐng)的大西軍余部。不僅如此，永歷朝廷西遷到貴州后所依靠的武力也是大西軍余部。大西軍本是明朝不共戴天的敵人，對永歷帝來說也有深仇大恨。崇禎十六年（1643年），張獻忠率部攻陷衡陽，桂王朱常灜攜子安仁王朱由楥、永明王朱由榔倉皇逃出。第二年桂王死于梧州，朱由楥繼位桂王，不久朱由楥突然死去，只剩下朱由榔，承繼桂王之位。因此，可謂是既有國仇，又有家仇。

因此，對于風(fēng)雨飄搖的永歷朝廷來說，投靠有血海深仇的大西軍余部，無疑是一個非常危險的選擇。大西軍余部首領(lǐng)孫可望對永歷朝廷的態(tài)度也充分表明了這一點。1652年（南明永歷六年、清順治九年），孫可望把永歷帝安置到貴州安隆所。永歷帝為擺脫控制，和吳貞毓等十八位朝臣密謀，企圖翦除孫可望等人的勢力。密謀被發(fā)現(xiàn)，孫可望殺害了這些大臣。孫可望自己住在貴陽，設(shè)立了內(nèi)閣六部，建立太廟和社稷，制訂朝儀，為將來篡位做準備。

在此情況下，永歷朝廷流亡到云南，在宿敵的卵翼下茍且偷安，要比流亡到臺海地區(qū)，在鄭成功的庇護下繼續(xù)存在，所冒的風(fēng)險要大得多。

中國云南毗鄰緬甸，如果永歷朝廷最后走投無路，可以繼續(xù)向西，流亡到緬甸。但在中南半島的三個強國（安南、暹羅和緬甸）中，緬甸與明朝的關(guān)系最差。永歷朝廷在明代中后期（嘉靖到萬歷年間），緬甸不斷對明朝發(fā)動戰(zhàn)爭，前后持續(xù)了半個世紀。這場戰(zhàn)爭規(guī)模、強度都很大，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三十四年（1606年）緬甸兩次大規(guī)模入侵，出動的軍隊每次都達三十萬人（或者號稱三十萬人）。從兵力投入來說，堪與差不多同時席卷整個歐洲的“三十年戰(zhàn)爭”中作戰(zhàn)一方的兵力總投入相媲美。因此可以說，在明朝的南方鄰國中，緬甸是和明朝關(guān)系最差的國家。

那么，永歷朝廷為何還要向西流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