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 關哲】

從6月9日到9月9日，整整三個月。

這三個月里，香港發(fā)生的最大的事情，并不是示威游行，而是社會暴亂；示威游行在香港歷年來司空見慣，但社會暴亂卻是香港這個夏天的奇觀。

人們不得不承認，持續(xù)長達三個月的社會暴亂，已經大大改變了香港，很可能從此永久改變了香港。

早在6月9日“守護香港反送中”大游行那一次，警方就從示威游行的種種跡象中判明，其中混雜了一群“有組織、有準備的激進暴力人士”（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的結論）。這就意味著，暴力行動并非隨著示威游行的連續(xù)舉行而逐漸出現并升級，而是早有組織、早有準備，是借助《逃犯條例》修訂引發(fā)的事態(tài)而強行加入到示威游行當中的。

大家都看到了，從那一場大游行開始，這三個月里“激進暴力人士”就再也沒有離開香港街頭，他們在每一場示威游行中加入暴力，使其演變?yōu)槊逼鋵嵉谋﹣y。

在示威游行中加入暴力，并不是簡單地情緒宣泄，而是曾經在世界各地盛行的“顏色革命”的標準配置，是西方發(fā)明的“顏色革命公式”中的固有因子；其作用在于持續(xù)放大針對政府的壓力，或迫使政府以暴止暴，引燃國際輿論之火，加速政府的倒臺。

就是這樣——借助示威游行的掩護制造社會暴亂，通過社會暴亂的升級推動“顏色革命”，通過“顏色革命”的步驟顛覆特區(qū)政府；三個月的時間，香港街頭上演的這個“連環(huán)套”已經清清楚楚暴露在了全世界面前，無論西方媒體和部分香港媒體如何歪曲事實，顛倒黑白，也已無法掩飾。

但結果卻與策劃者的主觀愿望相反，三個月的時間，特首沒辭職，政府沒垮臺，警方沒退縮，中央沒出手，“顏色革命”的目的一個也沒達到。當然，“激進暴力人士”也沒白忙，他們撕裂了香港社會、打擊了香港經濟、摧毀了香港法治、毒化了香港青年，更根本的，他們可能斷送了香港的前途。

最大的一個后果，也是“激進暴力人士”最不愿意看到的后果，是他們充分徹底地暴露了自己，讓全香港、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看清了這一點：他們不是一般的示威者，而是有組織的暴徒；他們的行動不是抗議，而是制造暴亂；他們的目標不是“雙普選”，而是奪取政權。

9月6日，暴徒破壞港鐵太子站設施（圖片來源：文匯網）

正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fā)言人楊光在9月3日的新聞發(fā)布會上所說的：“現在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已經看得很清楚，圍繞修改《逃犯條例》所出現的事態(tài)已經完全變質。少數暴徒用他們的違法犯罪行為向世人表明，他們的目的、他們的矛頭所向，已與修例無關。他們心甘情愿充當外部勢力和反中亂港勢力的馬前卒，不惜做出暴力違法的惡行，目的就是要搞亂香港、癱瘓?zhí)貐^(qū)政府，進而奪取特區(qū)的管治權，從而把香港變成一個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假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行完全自治、對抗中央之實，最終欲使‘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三個月的時間，換來了上述這個統一認識，換來了“少數暴徒”與“大多數普通示威者”的區(qū)別，換來了“抗議”與“暴亂”的區(qū)別，換來了“修例”與“奪權”的區(qū)別。代價雖大，卻也完全值得。

在暴亂持續(xù)三個月之后，在整個事態(tài)越來越明朗的情況下，香港社會何去何從，成了一個舉世矚目的重大問題。面對前方的十字路口，對于下列三點認識，香港社會應該盡快形成共識：

一、繼續(xù)堅持“五大訴求”已沒有道理

“五大訴求”是反對派針對6月12日立法會預定恢復修訂草案的二讀審議提出來的，其中包括完全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撤回“暴動”定性、撤回控罪、追究警隊濫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辭職下臺5點內容；在經歷了6月16日的大游行和7月1日部分示威者占領立法會大樓之后，反對派又將林鄭月娥下臺的訴求升級為實現“雙普選”。

“五大訴求”內容含義為何暫且不論，在提出之初，其提出的形式至少還是以和平示威為主，仍在香港法律和秩序所允許的范圍之內。但是，在持續(xù)長達三個月的暴亂之后，在出現了種種嚴重暴行，包括使用具有致命危險的武器襲擊警察、大規(guī)模癱瘓交通、破壞地鐵設施、占領機場、公共場所縱火、沖擊政府大樓和警署等之后，“五大訴求”中的撤回“暴動”定性、撤回控罪這兩項內容已不可能被接受，更不用說特首下臺和實現“雙普選”。

暴徒就是暴徒，暴行就是暴行，暴動就是暴動，這完全屬于法律問題，根本上升不到政治問題的層面。正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fā)言人所說，“少數暴徒的所作所為遠遠超出了正常的游行集會的范疇，他們的行為在任何國家、任何地區(qū)、任何法律制度下，都已經構成暴力犯罪”。

“五大訴求”有意將犯罪行為與政治目標捆綁，以為這樣可以順利脫罪，把黑手洗白，這只能是妄想。實際上，在特首林鄭月娥提出“四項行動”之后，反對派已在第一時間即表示“不收貨”，大小頭目紛紛出面呼吁繼續(xù)抗爭，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這個立場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五大訴求”的虛假性。既然“五大訴求”現在只剩下撤回“暴動”定性、撤回控罪、實現“雙普選”這三個有效訴求，其本質到底是什么也就更明朗了，不過就是要摧毀法治、奪取政權。

到這個時候，香港社會難道還要繼續(xù)支持這個原形畢露的“三大訴求”嗎？難道不要反問一下自己：經過三個月的社會暴亂之后著手落實“雙普選”，除了選出暴徒政府和暴徒特首，還能有其他結果嗎？

二、繼續(xù)包庇暴徒、容忍暴行已沒有道理

香港近三個月來的社會暴亂最大的特點是：那一小撮“有組織、有準備的激進暴力人士”將自己混雜在被蠱惑起來不明真相、頭腦發(fā)熱的青少年群體當中，又通過所謂的“勇武派”這個貌似合理的身份包裝與更大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派群體合成一體，達到了隱藏自己、操縱民眾的目的。

之所以能夠形成這樣的一層包一層的表面聯合，造成民意洶洶、團結一致的假象，關鍵仍在于“五大訴求”的虛假性。普通民眾被輿論引導或被環(huán)境挾裹，只看到“五大訴求”合法性的一面，自認為是在爭取應有權利、守護香港未來；卻未能意識到這些訴求從一開始就被惡意利用，成為了對于制造社會暴亂、推動顏色革命、顛覆特區(qū)政府、破壞一國兩制等非法行徑的掩護。

出于種種原因，這三個月來，“和理非”有意采取了與“勇武派”之間相互包容的策略，“不割席”，放任“勇武派”不斷升級暴力，借此表達自身的憤怒。無論這種憤怒是否合情合理，在經過長達三個月之久的社會暴亂并出現了非常明顯的“顏色革命”套路之后，“和理非”派無論如何不應該再執(zhí)迷不悟了。

“和理非”派現在需要意識到，由于“勇武派”種種嚴重的違法行為，對于他們的任何形式的包庇和容忍，實際上都已構成了違法犯罪的一部分。事實上，這幾個月來，如果沒有“和理非”派的同情和掩護，警方的執(zhí)法不會這么困難，暴亂的升級不會這么迅速，整個事態(tài)不會這么嚴重。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在近三個月的社會暴亂中，香港社會的撕裂、經濟的下滑、法治的毀壞、形象的崩塌，每一個惡果，也都有“和理非”派的間接貢獻。

近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新聞發(fā)言人表示，“止暴制亂，恢復秩序”，是當下香港社會最大的公約數。

可以認為，這個訊息主要就是針對“和理非”派釋放的。三個月的暴亂之后何去何從，希望香港民眾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