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活在美國最早實行居家隔離的州：加利福尼亞州。該州的居家隔離政策已實行了兩周。他所任教的斯坦福大學也已暫閉，他要在線上講授政治學課程?，F(xiàn)年68歲的福山曾與里根政府關系密切，他因為發(fā)表第一部作品《歷史的終結(jié)與最后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1992年）而名聲大噪，該作品的雛形來自于他在柏林墻倒塌和共產(chǎn)主義消失后緊接著發(fā)表的一篇文章。這部作品遭到了多種簡單化的解讀，也招致了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反對。后者曾在1993年發(fā)表的《文明的沖突？》一文中，從歷史的對抗性和文化角度對福山做出回應。

在這次采訪中，我們將看到福山不是那種為中國的成就激動不已的人，也不是那種一味譴責中國的人。在他的上一本書《政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中，他一直堅持各國要持續(xù)進行國家建設：這就是他的信條。這次疫情也證實了這點，福山的視角是政治性的，并且包含了對于弗里德曼新自由主義的拒絕。如果他正在構(gòu)思另一個故事的開頭，那這個故事應該與此次疫情危機所催生的新的平衡有關。

觀點報：柏林墻倒塌后，您斷定了自由民主制國家的勝利。但是到底發(fā)生了什么，這些國家對抗病毒時竟表現(xiàn)得如此差？

福山：我不認為政體的類型與應對疫情的治理效果之間有任何聯(lián)系。唯一的例外是中國，它本可以表現(xiàn)的更好，但是在它提供的數(shù)據(jù)方面卻仍然存在一些疑點，而且它還使病毒傳播到了其領土外。在民主政體中，有些國家表現(xiàn)的很好，例如韓國、德國和北歐國家，有些則要糟得多，例如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國。如果一定要找到關聯(lián)的話，大概要著眼于民粹主義國家或由民粹主義領導人領導的國家，例如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的美國，博索納羅（Bolsonaro）在的巴西，·洛佩斯·奧夫拉多爾（Lopez Obrador）在的墨西哥，歐爾班（Orban）在的匈牙利。這些國家的情況都很糟，因為他們的領導人一直否認這場疫情，為保持統(tǒng)治者的聲望而故意淡化疫情。因為拒絕采取必要的行動，他們使整個國家走向了災難。同樣，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等獨裁政權也將受到疫情的重創(chuàng)。

特朗普與福奇  圖自新華網(wǎng)

Q：真正削弱西方的敵人竟是一場流感，您是否對此感到驚訝？

福山：我并不覺得這令人驚訝，它只是一系列意外事件的一個，我們不知道這些事件何時會發(fā)生，但卻考慮過有這個可能性。我們可以將這類事件與氣候變化進行比較，盡管氣候變化的節(jié)奏會更慢些。我們知道所有國家在解決過程中都將遇到很大的困難，但同時也知道這是我們未來生活的一部分。

Q：國家能力難道不是應對疫情的主要準則嗎？

福山：確實，國家能力是關鍵。這一切都取決于國家對公共衛(wèi)生和緊急情況作出反應的能力，但這同樣也依賴于人民對其國家、領導人及領袖才智的信任。于是問題就變成了：為什么有些民主國家快速、高效，而另一些卻相反？真正的分界線在于，有的國家國力強大并擁有高效的衛(wèi)生政策（無論是以何種形式），而另一些國家國力較弱且沒有這種衛(wèi)生政策（例如印度次大陸或非洲），后者將會經(jīng)歷一場災難。

Q：雖然中國采取的措施仍受到一些質(zhì)疑，但中國難道不是再次證明了，它是自由民主模式的真正替代方案？

福山：中國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國家干預和準資本主義的混合體。這個國家所關切的，即便不能說是實現(xiàn)人民福祉，至少也是向人民提供幫助。我們不要忘了中國悠久的集權歷史，這一傳統(tǒng)在日、韓等一些鄰國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xiàn)。但是，這種模式無法被亞洲以外的國家復制借鑒，例如在拉丁美洲，這種強大政府的傳統(tǒng)并不存在。像中國這樣的政權更有能力應對緊急情況，但韓國等其他國家若想取得同樣好的成績，則不必訴諸這種強制手段。因此，這次疫情并不能證明中國制度的優(yōu)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