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傅高義】

我今天談這個題目是為了交換意見。我覺得有些話題值得好好談一談。我有兩個責任：第一個責任是值此中美建交40周年——我認為40年非常成功——有必要予以充分肯定，這是第一個題目。

第二個題目，我覺得我們有責任，因為今天中美關系非常緊張，我想利用我的經(jīng)驗，基于我作為一個美國人，探討一下為什么這種緊張會出現(xiàn)并持續(xù)存在。很多在波士頓、紐約長大的美國學者不太支持特朗普總統(tǒng)，我是在美國中西部長大的，那里支持特朗普的朋友不少。很多哈佛大學教授沒有這樣的朋友，我是有的。所以，我想談談他們支持特朗普的情況，對此我是有發(fā)言權的，至少我是這么感覺的。

先談中美關系40年的歷史。我第一次來中國是在1973年，是參加一個自然科學代表團來到這里。當時研究中國問題的美國人是沒有機會來中國的。我開始研究中國是在1961年，十二年后有機會來到中國，非常難得。再往前推兩年，1971年尼克松總統(tǒng)訪問中國，我們學中文的人都非常高興，覺得中國是大國，我們兩個國家應該建立某種關系。但那時中國與美國尚未建交，這在20世紀的世界形勢下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兩個大國應該有接觸。所以，我們應該感謝那些實現(xiàn)兩國關系正?；娜藗?。

1979年中美建交為什么是非常成功的？這是因為，第一，中美兩國的領導人思想很開放。大家都知道，我研究過鄧小平。2000年退休后，我覺得應該集中精力承擔起向美國人介紹東亞這個最重要的責任，其中中國尤為重要。而要了解中國最主流的思想、最主流的文化，最直接的途徑就是了解中國的改革開放，研究鄧小平和鄧小平時代。所以，我花了10年的時間來做這個工作。我一直認為鄧小平是了不起的，在專門研究了他10年后，更是覺得他的偉大。他是20世紀對改變世界歷史做出了最大貢獻的人。中國是一個古老的國家，有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但鴉片戰(zhàn)爭后一百多年，現(xiàn)代化一直沒有成功。直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主政，開始現(xiàn)代化建設，中國才開始發(fā)生巨大的改變，這很不簡單。

1979年1月31日，美國華盛頓，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與時任美國總統(tǒng)吉米·卡特和夫人羅莎琳·卡特合影

鄧小平為什么能做到這一點？我認為第一是因為他的背景特殊。作為一個領導人，鄧小平的個人經(jīng)驗非常豐富。年輕的時候曾在法國待了5年，了解西方；后又在蘇聯(lián)待了1年，其時蘇聯(lián)正推行新政策，共產(chǎn)黨領導市場經(jīng)濟。當然，后來斯大林的政策有了改變，但他無疑是見識過市場經(jīng)濟的。從蘇聯(lián)回來后，他參加了革命工作。20多年來，他深知中國的貧窮，了解中國的實際。因為參加過長征，參與領導中國革命，知道怎么組織工作，怎么說服老百姓，所以積累了非常豐富的工作經(jīng)驗。此外，他有領導軍隊的經(jīng)驗，在軍隊也有非常好的基礎。1949年，他到西南局領導地方的工作，所以很了解和熟悉地方的實際情況。1952年回北京后，他對全國范圍內(nèi)與黨有關的事情就更有了全盤的掌握，和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彼此了解，十分熟悉。特別是1973年到1976年周恩來病重期間，他有機會領導外交工作，這使他跟外國領導人也常打交道，和日本人更是特別熟，因為日本與中國1972年關系就正?；?。所以，他可以很方便地了解日本的情況。1978年以后，他致力于同日本改善關系。1979年1月，中國和美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這與他的決策分不開。所以我認為他是一個特別有遠見的領導人。

而就美國方面來說，當時的領導人雖然經(jīng)驗沒有鄧小平這么豐富，但是“二戰(zhàn)”以后的這些人覺得應該努力避免戰(zhàn)爭。不僅是美國，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有責任通過有組織、有計劃的方式，幫助世界變得更好，所以要有個世界性組織來促進世界和平，這是他們的思想——很可惜，現(xiàn)在美國的領導人不如那個時代的領導人——所以，當1979年美中建交后，美國很想支持中國的經(jīng)濟發(fā)展，也很歡迎中國人來美國。有的中國人說，美國想遏制中國，我承認，現(xiàn)在華盛頓對中國的看法的確不好，但美國有35萬中國留學生，那是遏制嗎？不是！所以，我想美國的主流思想是跟中國關系友好。

中美40年的交往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績。從鴉片戰(zhàn)爭到1978年，中國一直在努力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但在最近40年，現(xiàn)代化才取得很大的成就，為什么？我談一下個人的體會。如前所說，1973年我有機會參加美國第一個科學代表團來到中國，訪問了北京、無錫、蘇州、上海。我認為恢復工作后的鄧小平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重視教育，恢復高考，恢復大學。另外，當時中國還非常落后——當然，現(xiàn)在的情況好了很多，變化很大——1993年到1995年，我曾經(jīng)在政府部門（國家情報理事會）工作，我的同事約瑟夫?奈是當時的主管，他讓我負責東亞一塊，這使我有機會來中國。1996年，我?guī)б慌鷮W者訪問了中國的一些大學。我認為世界很小，中國和美國的關系密切，應該想辦法合作，進而建立良好的關系。所以，20世紀90年代，在我領導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時，就想邀請中國領導人來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