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GDP崇拜彌漫在全球各國政客和經濟學家的腦海中，今年的一場疫情，又將各國GDP崇拜打回原形：股市熔斷、金融崩盤、經濟負增長。GDP這一衡量標準還能反映全球經濟的實際情況嗎？后疫情時代，我們該如何看待各國GDP的滑落？

英國《金融時報》非洲版主編、亞洲版原主編戴維·皮林（David Pilling）的著作《增長的錯覺》中文版，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本書認為，GDP已經不足以反映這個世界的發(fā)展程度，以及各國民眾的真實生活水平。觀察者網就相關話題對作者進行了采訪。

英國《金融時報》非洲版主編、亞洲版原主編戴維·皮林（David Pilling）

【采訪/觀察者網 張廣凱】

觀察者網：您在書中批評了對GDP增長的盲目崇拜，眼下的新冠疫情可以視為最新論據嗎？GDP世界第一的美國，為什么反倒成了疫情面前最脆弱的國家？除了特朗普當局的政策失誤之外，貧富分化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皮林：的確，美國是全球GDP最高的國家，而且它對新冠危機的應對也確實混亂不堪。不過在我看來，即使是那些最堅定地支持用GDP來衡量經濟實力的人也不會認為，GDP所呈現的強大經濟就一定能保證正確應對疫情。（大家還應該看到，美國并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從人均GDP來看，美國的65000美元明顯低于瑞士的83000美元，而瑞士的疫情應對就做得不錯。）

美國在危機面前的毫無章法有很多原因，比如特朗普政府對科學家和專業(yè)人士的不信任。不平等當然也是糟糕表現的原因之一，窮人更多的生活在擁擠、多代人混居的住房里，而且往往從事一線工作，這都讓他們更容易暴露在感染的風險之中。在疫情之下，生病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問題，而且會導致更多人感染，基于支付能力的醫(yī)療體系不可能表現良好。

所以我的結論是，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GDP更高的經濟體會擁有更多應對疫情的資源。但是GDP無法衡量政府在危機時期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盡職程度。

觀察者網：很多人論證私人醫(yī)療優(yōu)于公共醫(yī)療時，是否也犯了GDP崇拜的錯誤？疫情之后，全球需要大幅提高公共醫(yī)療體系的地位嗎？

皮林：當然，這是疫情帶給我們的教訓之一。如今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醫(yī)療都是私有化的，但是大多數行之有效的醫(yī)療干預，不管是清潔飲水還是疫苗，本質上都具有公共屬性。如果從GDP的口徑來看，美國的醫(yī)療產業(yè)十分臃腫，充斥著非必要支出，以及大量訴訟和保險費用。但從公共健康角度，美國醫(yī)療遠沒有這么發(fā)達，要做的還有很多。

觀察者網：擁有龐大NHS系統（國家醫(yī)療服務體系）的英國，為何在應對新冠疫情時也顯得動作遲緩？您的書中提到，提高公共醫(yī)療對經濟的貢獻量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使其效率變低，這個問題應該如何解決？

皮林：英國的例子顯示出，人們在面對像新冠疫情這樣的危機時，會犯下多少錯誤。英國選擇了一條跟其它國家不同的應對之道。政府很晚才意識到，冠狀病毒的傳播跟流感是不同的，而且在判斷感染病例的增長速度時也犯了很多低級錯誤。這導致英國的封城令來得太晚了。有些給政府提供建議的科學家看上去也負有責任。然而必須指出，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個人的政客本能和意識形態(tài)信仰，也是阻礙政府作出正確反應的重要原因，他非常不情愿為了公共健康去犧牲經濟增長。而且，除非到了絕對必要的時刻，他不愿意限制民眾外出的自由，對于這一點我倒是多少有點贊同。實際上，英國的NHS表現得很好，只是問題后來出在了養(yǎng)老機構，導致了成千上萬的老人死亡。

戴維·皮林新著《增長的錯覺》，中信出版集團出版

觀察者網：金融業(yè)的瘋狂膨脹，是GDP崇拜帶來的最糟糕后果嗎？您書中給出一個數據說，英國銀行的總資產中，實際借給企業(yè)和個人從事生產活動的資產僅占3%，是否意味著絕大多數金融活動對經濟發(fā)展貢獻不大？

皮林：是這樣的。銀行的職能是儲存貨幣和釋放資本，這是現代資本主義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當它們進入投機領域的時候，問題就產生了，尤其是當它們對經濟體產生了系統性的重要影響，“大到不能倒”的時候。平時的利潤都被銀行拿走了，可是一旦出現危機，納稅人還要掏錢為它們接盤，這進一步鼓勵了投機和過度的風險偏好。

所以我覺得你講的很對，如果銀行業(yè)本身被視為一個重要行業(yè)，就會造成巨大麻煩。銀行本來應該是服務于實體經濟的，一旦你認為銀行活動本身具有重要性，就是在危險的邊緣試探。銀行應當保持財務健康，并且足夠小，以免在其破產時導致整個大廈崩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我們在束縛銀行的雙手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步，但是我覺得恐怕還不夠?；蛟S用不了多久，我們又會見證一場由投機導致的銀行業(yè)危機。

觀察者網：像中國這樣龐大的國家，是否很難用GDP這樣的統一標準來衡量內部不同地區(qū)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一些相對落后的地區(qū)，由于經濟結構等原因，發(fā)展水平可能被低估了？現在中國人往往對自己的生活水平非常滿意，中國實際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比GDP體現出來的更高嗎？

皮林：我不認為這么說有什么證據，盡管中國確實很大，但是各省只要愿意，完全有能力收集和處理GDP數據。在這一點上，中國跟其它國家沒有什么不同。

其實我想說的是，GDP可能低估了世界很多地方的生活水平，尤其是科技發(fā)達的地區(qū)。例如，今天大部分中國人的口袋里都裝著一臺強大的計算機，也就是智能手機，而他們的祖輩們完全沒有享受過，因為當時智能手機還沒被發(fā)明出來。正如我在書中指出的一樣，GDP在衡量諸如抗生素和高鐵這類創(chuàng)新帶來的貢獻時，往往無能為力。所以，那些能夠享受到這些科技進步的人們來說，他們“實際”的生活標準可能比官方數據呈現的更高，尤其是跟祖輩相比較的時候。

另一方面，GDP也未能體現出“負外部性”——糟糕的空氣質量、河流污染，以及生物多樣性的降低。從這一層面來說，盡管有些人沒有智能手機，仍然可能活得更好。這完全取決于你更珍視哪種生活。當然，也很少有人會覺得，空氣污染是一種生活質量的加成。

觀察者網：現在發(fā)達國家的人們經常說，應該把不平等、環(huán)境破壞等問題納入對經濟增長的評價，但這個標準對發(fā)展中國家是不是太高了呢？在國際政治實踐中，西方國家常常把環(huán)境保護等議題作為武器，用來壓制其它國家的發(fā)展，是否把經濟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

皮林：某種程度上我可以理解這種觀點，但我覺得人們有時候強調過度了。的確，如今的富裕國家，以及正在變富的國家，都經歷過一段“骯臟”的產業(yè)階段。后來，他們通過制造業(yè)向服務業(yè)的轉型，并且將污染行業(yè)外包給貧窮國家，實現了本國的清潔。

一些貧窮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非常強調這一點。為什么你們這些富國都曾經受益于重污染產業(yè)，卻要求我們放棄開采煤炭和石油？你們執(zhí)迷于環(huán)保，是否只是為了“拆掉梯子”，讓我們永遠不得翻身？

但是你不能過于執(zhí)著于這個角度。如今，正有越來越多的科技手段，可以讓貧窮國家跳過高污染階段走向繁榮。他們不僅可以這么做，并且應該這么做，因為通過應用現代科技，他們還獲得了對發(fā)達國家彎道超車的機會。

對于你的問題，并不存在一個現成的標準答案。但是我要強調一點，當我們討論諸如二氧化碳排放這類問題時，采用人均數據是非常重要的。從總量來看，印度是世界第五大碳排放國，但如果看看人均數據，印度人均碳排放只有1.7公噸，大概是中國（7.5公噸）的五分之一，美國（16.5公噸）的十分之一。想要進行公平的討論，這是個起碼的基礎。我在書中也提到，數字往往是無辜的，但你要謹慎地利用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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