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許多人既默認國家是最大的迫害者，又要求國家權力擴張有效打擊民間惡棍，這本身就是矛盾的。

這件事情，充分反映了法治國家的現實，解釋了為什么美國、日本等法治國家，長期存在黑社會。權力不會存在真空，國家暴力被處處局限之后，熟悉法律的民間黑惡勢力迅速擴張——只要是法律，就有邊界和漏洞。經常與法律打交道的熟悉法律的惡棍，完全可以利用法律的漏洞作惡，而不被追究。

良民陷入要么忍受黑惡勢力，要么采取極端手段對抗黑惡勢力，然后被國家機器嚴厲制裁的窘境——相比熟悉法律的惡棍，良民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懂得法律的邊界和界限，他們的對抗行為，必然觸犯法律，難逃法律的制裁。

第四、執(zhí)法、司法機構與民間惡棍之間的斗爭是一種不對稱的斗爭。

執(zhí)法、司法機構在使用國家暴力打擊惡棍的時候，必須按照法律制度，嚴絲合縫，雖然擁有壓倒性的暴力，卻難以有效發(fā)揮打擊的效力。相比之下，來自民間的惡棍，熟悉法律，知道如何既實現罪惡的目的，又游走于國家暴力打擊的范圍之外。

讀過《教父》的人，應該記得黑幫分子教導麥克如何使用沒有登記的手槍，槍殺前來談判的警官和毒販，如何不留下罪證。麥克按照黑幫分子的教導操作，逃脫了法律的制裁。

《教父》中的麥克

這是法律領域的“超限戰(zhàn)”。惡棍只要游走于法律打擊的范圍之外，執(zhí)法、司法機構就對其無可奈何。

第五、法律打擊惡棍困難重重，打擊有組織犯罪更難。

犯罪組織內部充分分工，每個人只承擔犯罪行為的一個環(huán)節(jié)，更容易規(guī)避法律。打擊有組織犯罪，抓捕難，取證難，要證人出庭作證難，定罪難，打擊首犯難上加難。

首犯一個口信，一句隱語，一個眼神，手下心領神會，制造一場車禍。這種情況下，怎么證明首犯的口信甚至眼神與殺人之間有必然的聯系，怎么給首犯定罪？不控制首犯，怎么抓捕執(zhí)行車禍的手下？即使抓到了手下，怎么證明這是故意殺人，不是交通肇事逃逸？首犯不被控制，哪個證人敢輕易出庭作證？一連串的程序正義和疑罪從無下來，還有誰能被追究？

所以，在法治國家，即使不考慮司法腐敗，有犯罪組織也極難被追究。各類精通法律的犯罪組織長期逍遙法外。

相比之下，這次被殺的杜志浩還比較低級，還需要自己親自出來逼債，結果被捅死。未來，高端的黑社會頭目是太平紳士，根本不會這么LOW。

第六、既然惡棍和黑社會極難被追究，那么許多執(zhí)法、司法人員自然只能槍口抬高一寸。

執(zhí)法、司法人員的執(zhí)法、司法過程也受法律制約。上級要求妥善處理，臨機應變，出事追責。電光火石之間，哪有那么多時間反復斟酌，妥善處理？他們的一言一行，稍有不慎，也是要追究責任的。

他們介入糾紛，良民對他們最多是口頭感謝，送一面錦旗，惡棍和黑社會卻有足夠的資源和動力與他們死磕到底。他們槍口抬高一寸，最多瀆職。他們稍有瑕疵，就可能讓自己在日后陷入嚴重的危機——輕者問責，重者受到法律的懲處。

現實之中，執(zhí)法、司法人員槍口抬高一寸，與充當保護傘只有一線之隔。

第七、對抗黑惡勢力，只能動用國家機器。而且要真正有效對抗，必然要超越簡單劃一的很容易被黑惡分子規(guī)避的法律程序，放棄程序正義，追求實質正義。

這樣的執(zhí)法過程，不是以法律為準繩，不追求程序正義，必然突破現有的法律條文，使國家暴力打擊的范圍延伸到傳統打擊范圍之外，打擊那些由精通法律的惡棍實施的游走于傳統法律邊界之外的罪惡行為。但是，這樣的越界打擊，必然留下法律瑕疵，日后很容易被追究。

反過來，美國、日本等法治國家，嚴格限制國家機器越界打擊民間惡棍，自然無法有效打擊黑社會。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說，黑社會是美國、日本等嚴格施行依法執(zhí)法、司法的法治國家必然長期存在的社會毒瘤。

第八、對普通人來說，千萬不要盲目信仰法律萬能。

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惡棍都比良民熟悉法律，也能更好地利用法律，懂得如何在法律允許或者難以被法律追究的范圍內傷害良民。所以，認清自己所處的位置，想明白是國家機器，還是民間惡棍或者黑社會是自己最大的威脅，是多數人應該首先弄明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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