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3年，南宋的臨安，一場大火之后，一個父親死了，但放不下他的兒子。為此，他的靈魂強盛起來，不愿入土為安，遂暗中跟隨其成長、遷居，從南宋到金國，又隨蒙古西征進入歐洲。

其時，亞歐大陸各方思想和生活方式因戰(zhàn)爭而交織、融合、重鑄，一個全然不同以往、延續(xù)至今的嶄新中國文明正在誕生……

這是張廣天新作《南榮家的越》講述的故事。

書中描繪的時代，蒙古人的火炮轟開了歐洲諸國的門，中原文明隨之傳入。而西方的八剌禿（柏拉圖）、阿力司鐸（亞里士多德）、也里失八（伊麗莎白）們也讓我們的祖先感到陌生驚訝。

近千年后，我們對這些異域文化早就習以為常，甚至它們的形象也已固化，但張廣天認為，今天的我們需要還原到最初驚訝的狀態(tài)，體驗一下最初的相識，這有利于比對認識。盲從只能局部放大他人，而不能真實面對他人，“拿那樣的驚訝與當前的匍匐做一種比較，在比較中至少令自己清醒一點”。

談及“文化自信”，張廣天認為自信不能是無端的，不能是倚仗過去的，“如果我們真的在乎文化自信，我們不應只從典籍和傳統(tǒng)中去尋找支撐點，我們更應該想到的是，我們是什么人，我們每個個體又是怎樣的性情，一切世間所謂先進的優(yōu)越的成就如何養(yǎng)我的性情?！?

張廣天

以下是觀察者網采訪全文：

觀察者網：《南榮家的越》視角很獨特，讓一個亡魂來追蹤他的孩子，為什么會用這種角度？

張廣天：一本小說在創(chuàng)作之初需要一種原動力，當這個動力來自一個父親對孩子的牽掛時，就會延伸到極致。比如，父親死了，孩子還在襁褓中，他如何放心得下。這么想去，常常牽動我內里最深的悲憫心，一日比一日巨大，乃至將我吞噬。有那么一陣，它幾乎將我全部籠罩，推我的想象力到無窮，這便成了寫這部書的動機。

當然，在嚴肅的創(chuàng)作中，這種動力已不僅僅是最初的起因，逐步成為一種方法。其實，這并不只是一個角度，而是方法。靈魂的敘述使日常的敘述退場，獲得了一般敘述所沒有的體驗。截然不同的體驗必然會構成截然不同的結構、線索和關注點?！赌蠘s家的越》需要這樣的方法。

觀察者網：您描述書中的時代：“一個以漢族為主體的中國在此刻被多民族多信仰的新中國覆蓋了”，這似乎也能用來描述現在的中國。您是如何理解“中華”和“中國”的？

張廣天：越來越多的考古發(fā)現揭示出烏拉爾山以東的民族與鮮卑人的淵源。從紅山文化到興隆洼文化，玉器的使用被推前到一萬年，更有俄羅斯西伯利亞的發(fā)現，證實玉器文明比一萬年更早就存在于鮮卑人祖居的北極凍土帶。從玉器形制和用玉方式來看，商以后黃河長江流域的文化是繼承北地傳統(tǒng)的。有史學家一直呼吁，說探索中華文明，要將眼光放到長城以北。

紅山文化玉龍

我個人認為，以往我們從血緣、語言等方面的民族歷史研究已經不足以看清事實，應該從生活方式來研究史學。比如，從人種血脈講，烏拉爾山以東的人群都屬于蒙古利亞人種，即都是鮮卑人，只是游牧的被稱作蒙古人，漁獵的被稱作通古斯人，而耕讀的被稱作漢人。

中國并不是民族中國，也不是文化中國，而是生活方式淘選出來的中國。所以，先人說“華夏”，意思是生活方式中的精華部分。當時認為漁獵和游牧都比不上耕讀，所以耕讀成為中心，成為精華，文明之花，這就是中華的本義。至于中國，原本的意思是中原之國，精華之國，而國不過是做大了的邦與族姓而已，同族中的不同政權更替而已。

現在說中國，是晚清民國時確立的民族中國概念，是中華民國的簡稱，歷史上的人們沒有這樣的認識。另外，西方長久地將東方的文明地區(qū)概稱為“契丹”，因中世紀契丹建立的政權最早影響到歐洲。契丹在西方人那里，也不是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地區(qū)，一個他們向往的比他們當時文明程度高的地區(qū)。馬可波羅和魯布魯克寫的游記，都將大漠以南的文明地帶叫做契丹，只是我們漢譯本都譯成了“中國”。

觀察者網：這本書的一大亮點在于它描繪了東西方初次相遇時的心態(tài)，您認為有一種自然之驚、隨性之訝，沒有迷信、沒有污染。但是否這種驚訝只是一時的，我們終究要面對沖突與融合、選擇與被選擇的問題？

張廣天：當初驚矣，訝矣，之后固然要改變，改變得鬼化，又改變得神化。正是鬼化和神化的不正常，失態(tài)，迷茫，才需要還原到最初的狀態(tài)。讓我們來看一看最初的相遇，體驗一下最初的相識，這特別有利于今天我們來比對認識。盲從只能局部放大他人，而不能真實面對他人。當然，僅僅停留在驚訝上，也不足以深入。我是希望拿那樣的驚訝與當前的匍匐做一種比較，在比較中至少令自己清醒一點。